作者
王家范
受处分与辞职的深层原因
关于辞职返乡的原因，祁彪佳在《日记》“归南快录”前书写有“小引”，这算是他对此事的一次自我表白，以后罕有再涉及的。抄录于下：
予谫陋甚无用世才，乞归养母之志，萌于初入西台时，迨巡吴之后意盖决。两疏未荷圣允，不得已故北上报命。然昼之所思，夜之所梦，一饮一食无非是者。后台长为予代题，始奉俞旨，半肩行李，翻然就道。数年来怀恩积虑，翘首企足以望者，而旦得之，可谓快矣。然予本侍从，奉命周咨，疏凡百十，上辄报可，即狂戆，亦荷优容。及考核时，以荆溪民变，时宰方督予过，因发改票拟降级，而上改为降俸，圣恩深厚，无以加矣。小臣无涓埃报，而自便身图，如臣谊何以？故出都之顷，遥望阙廷，感而涕下，益增惭悚。
字的自我表白，包含的意思很复杂，今人读来不少隔阂，但它是了解祁彪佳此前与此后心迹不可多得的线索。我想先从“予本侍从，奉命周咨，疏凡百十，上辄报可，即狂戆，亦荷优容”说起，由远及近，一步步回到本小节主题上来。
23岁首任兴化府推官，表现出人意外，得到了当地的认可。初出茅庐的他，当时可说是踌躇满志。任上第五年忽遭父丧，循例丁忧三年。守制满，崇祯4年八月赴京，考授福建道御史，崇祯5年得旨履职西台（即都察院），侍内外班。待实授御史不久，即差调苏松巡按。统计包括侯选、虚授在内，在京前后横跨三年，实不足两年。
祁彪佳履职西台、充任言官的崇祯5年，也正当崇祯皇帝即位后精神比较正常的时期。种种迹象表明大明已行至末世，可朱由检不甘心坠落，努力逆势而上。他广开言路，竭力虚心听谏，寄臣僚于莫大希望，要求他们忠诚不二，辅佐开出大明“中兴之世”。祁彪佳受此鼓舞，又加年富力强，未曾受过挫折，雄心与幻想交织一起，真以为幸逢中兴之主，臣子敢不效驽马之劳？
两年内，他不断地草拟奏章，递交一道后，焦灼地等待着圣上批旨；得旨后兴致更浓，又上另一道奏疏……这样的循环，在《日记》“涉北程言”、“栖北冗言”上、下三卷里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明史》“祁传”在征引祁疏上是下了工夫的，选择比较精当，读者可以覆看。统而言之，他的奏章直砭时弊，不忌大臣时宰，揭露问题往往犀利见血，故自嘲为“狂戆”。由于在推官任上巡历过不少乡村基层，更有痛陈“民间十四大苦”的著名奏疏，逐条形容，耸动朝廷上下。其子目有里甲、虚粮、行户、搜赃、钦提、隔提、讦讼、窝访、私税、私铸、解运、马户、盐丁、难民等14项，是对突出的晚明基层社会问题的一次认真盘点。
然而，过完崇祯5年，杀青《日记》“栖北冗言”篇时，“小引”里显示情绪低落，写道：
予是记，记壬申一岁事。虽三春伏豹，未登鸩鹭之班，而寄迹长安，竟成瓠系。迨孟夏而后，漫厕西台，惟日不给。盖一刻而忧喜环生，一日而荣辱之迭现。百相尝，百相摇，百相变也，不可谓不冗矣。而所以为之尝，为之摇，为之变者，岂系于冗也哉？我固无所以君其动，而耑言恶动，是止沸而扬其汤也。
写这话时，在他的头脑里，庄子盖过了孔子，开始责怪起不悟老庄动静之理，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世俗欲念，不能以静制动？
尽信书不如无书。日记是真的，但所说未必尽是“真言”，其间委婉曲折，若不细细揣摩当时的语境、心境，非常容易误读。就如前引祁氏日记“疏凡百十，上辄报可，即狂戆亦荷优容”（此处总数实包括苏松任），故意隐去了一些不愉快的情节，而以“优容”一词含混过去。《明史稿》“祁传”较之《明史》，保存了一些后来被删掉的文字。涉及崇祯5—6年奏疏的，《明史稿》“祁传”说：上疏批评中官监督抚按，直指其“开水火之端，启交结之患”，遭到了“忤旨谯责”；而“十四民忧”疏，“帝善其言，下之所司，亦不能尽用”。再看《年谱》，又补充一件史实，崇祯5年七月，为宣云总督沈棨冤狱辩解疏救，此时正值宣民“赴京诉者千人”，同僚为之担忧，还好仅仅“奉旨夺俸”。那时的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动辄被“降级”、“夺俸”，几成了晚明吏治过去甚少注意到的“特写镜头”，稍后再议。祁氏呕心沥血写就的奏疏，究竟还有哪些被斥、被责且不去说它了，更可怜的这些奏疏在朝廷、内宫之间旅游一圈之后，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民忧疏”那样的结局，“帝善其言”，然而相关职能部门就把它们凉起来，再无人过问。这点，我觉得祁氏到离京时心里是清楚的。若不是充分体验到这种了无情趣的官场游戏，怎么会有“百相尝、百相摇、百相变”的描述，以致“予谫陋甚无用世才，乞归养母之志，萌于初入西台时，迨巡吴之后意盖决”的感叹呢？
然而，接到巡按任书，“出都之顷，遥望阙廷，感而涕下，益增惭悚”，那时的人对治国平天下总多痴心，一二次失败不足消弭其志气。出京前，祁彪佳不怪皇帝，只怨自己功力还不够。苏松巡按的任命，又燃亮了他的希望。表面上看，接到促其星驰赴任的圣旨，并未缩短行程，毕竟应对这种谕旨有了点经验，一路征询友好，一路苦苦思索，到任前已胸有成算。诸种传记多喜欢征引萧山毛奇龄语，“案忠敏之按吾吳也，威令大彰。檄蘇、松所屬，有十革、十四申見詢之目。革者革其弊，申者申其所當行，詢者詢其何者可行、何者在所革，即覈屬所報之是否，定黜陟。”现在有《按吴檄稿·按吴牌示稿》以及《宜焚全稿·行过事蹟》，这些内容均可覆案，毛氏所赞不假，而且也说明祁氏早在上任前草就已毕，否则怎么可能到达苏州院衙之后，一下就有那么多牌示即刻挂于门前，立规细琐，滴水不漏，示法威严呢？
王家范先生
一局精心设计，真想认认真真演好的大戏，却以处分与辞职收场，这是祁彪佳当初意料未及的。从崇祯6年六月四日到境，到崇祯7年九月初二收摊，仅仅一年又三个月，如前节所示，他的职务就被人替代了，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在祁彪佳看来，根本不是我祁某被撤职，而是朝廷应我的辞职请求，让王一鹗接替我的职务。查《宜焚全稿》，祁氏提出辞职共有三次，第一、二次是在苏松任上，然后才有返回北京由都察院首长代呈的乞养归里请求，算是成功了。第一份辞职报告收录于《宜焚全稿》卷7，而在《宜焚全稿》18卷全书之末，特意保存了第二份报告。第一份报告详细形容自己的病情后，即云：
巡按苏松等处御史奏：为微臣巡历将周，忽患危疾等事……伏乞圣恩俯念微臣差务将竣，地方相安，并无托卸之情，容比照去年顺天按臣徐尚勋例，赐准回籍调理，臣无任感戴之至。崇祯七年三月十六日具题。
四月二十四日奉圣旨：祁巡方未竣，何遽以病请？着堂上官查明具奏。
崇祯七年五月初三，都察院覆疏：奉圣旨，巡方御史果能吏畏民怀，方为称职。祁彪佳既巡历将竣，着依限回京考核。
很明显，第一次的请求遭到了崇祯皇帝的严厉斥责，要求“明查”。而上级部门（都察院与吏部）“明查”的结果，在五月初实际认可了祁的离职要求，结语似乎是表扬，但没有落实，这就是官场话语。至少在九月初二前，我们知道已经委任王一鹗接替祁的位子。九月初二，祁彪佳在完成一系列“收摊”报告后，再次提出辞职请求，这次皇帝的答复是：“祁巡方既竣，着回道考核，不得病请。该部院知道。”好像前此皇帝并不知道祁的职务已被替代，这说明朝廷里有人在玩猫腻，借祁辞职为名，顺水推舟地把巡按的职务给拿下了。
搁下朝中“内鬼”，先有必要讨论祁彪佳为什么在一年还不到的时间内就两次提出辞职请求，这不是违反了他上任时的初衷？真是得了“危疾”吗？不是，又何以托病要求退隐呢？这就又回到本小节开初所引“乞归养母之志，萌于初入西台时，迨巡吴之后意盖决”的话头上来了。
笔者认为，这正是《明史》“祁传”回避了的问题。不仅《明史》，明清诸家笔记都在造成一种印象，要人们相信是周延儒陷害挤走了祁彪佳。中国人书写历史，内有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把什么坏事，不是推到祸水女人身上，就是拿奸臣当替死鬼，不去推究甚至故意掩盖背后深层的原因。此种习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有一些红得发紫的“讲史者”承袭其衣钵，这就更不应该了。
周延儒书《闲居赋》
读过上节，恐怕不难记得三月十六日祁彪佳首次提出辞职时，周延儒家的被“焚掘”事件根本还未发生，不应与周氏有涉。但是，品味《宜焚全稿》的许多公文，祁彪佳的甩手，确实与“宜兴民变”有关，更与事件背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深层次的牵涉，已经越出了单纯人事纠葛的小范围。
祁彪佳最初并没有料到处理“民变”事件对他会是烫手的红薯。照说他到任时局势已被完全控制，乱民凶手以及肇事豪奴均已擒拿归案。从崇祯6年十月底办案的结果来看，两边违法者各有数十人被惩处，斩首、发配、徒刑、宽释，均经多级审实，一依大明律例，不偏不倚。事件照着“先从惩处豪奴开手，豪奴不处则人心不平；终以究处乱民结局，乱民不处则人心不定”的方略，处理得公正得体，“圣旨”年底的御批也无明显不满之词。现在有材料足以判断，写定《宜变始末》，直到崇祯六年十月，尽管劳累疲惫，健康状况不佳，但祁彪佳的心情还可以，对“宜变”的稳妥处理，有一种明显的成就感。他在写给岳丈的信中说道：
小婿自奉违岳父台前，拮据四月，劳苦万状。盖此中之繁冗，真是别一世界也。宜事大概已妥，以处豪奴开手，以惩乱民结局，先后之间稍有次第，旦暮具疏入告矣……奈何小婿因过于劳剧，七月间几成怔忡，今又时患心胃疼痛。
那么，是什么让祁氏心灰意懒，借托病重，决心甩纱帽不干了呢？内里的许多隐情被隐去了，把线索藏在公文报告的后面，要读者自已去体味，这就是祁氏的用心。按情理推断，如果没有让他受不了、觉得非常乏味的事情发生，祁氏决不会做出这样极端的行动。现在要考究的，从崇祯6年十月到崇祯7年三月，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周延儒家的焚掘尚未发生，诱发的事由应在别的地方。
崇祯6年十二月初五的一件疏议，引起了笔者的特别注意。奏疏提出的内容，绝不关宜兴乃至苏松事务，说明到崇祯6年的年底，祁的政治热情没有太明显的低落，还关心远在北京朝廷上发生的事。该题疏名称是“辅臣简任方新，谏官以进言遽斥，恳乞圣明宽宥，以益弘天度，更励臣节”。他对刚于同年十一月入内阁的“新辅”王应熊原不相识，却是因为看到邸报，给事中章正宸因新辅有“伏蒲”（单独召见）之请，上疏弹劾，却遭到“（皇帝）严谴，下之法司”，认为这一处理有失鼓励言官臣节的原则，指叱作为“新辅”，王应熊却心安理得，不加援手，应该大度地引退才符合身份。依笔者之见，本职已自顾不暇，这纯属多管闲事，可看惯晚明史的人都熟悉，是时言官动辄弹劾时宰为家常事，有是非，也有小题大做，甚或无风起浪；有自以为坚持原则的，也有借以博取名声的。从万历起，这几乎成了晚明政治一道怪异的“风景线”，祁彪佳也不能免俗。奏章的命运是“疏至通政司，不为封进”。现在我说到它，是想旁证写此疏议时，祁还未有坚决隐退之意，却无意中得罪了新入阁的“时宰”。祁将此疏议夹入苏松公文堆里，看似别扭，实则后来体验到了这一点，安置于此，大有深意。文后笔者还将谈到此事。
祁彪佳墓
读下去，头疼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也渐渐明白祁氏所说的“此中之繁冗，真是别一世界”，绝非文字矫情。崇祯7年正月十八日向中央呈交了题为“风雨奇变重灾”长疏，总计17页（上下联页），详列其所管辖的四郡连续受风雨旱蝗灾害的情节，汇总道、府、县实地勘察所得的具体数据，不避细琐。该奏疏内有大段文字概述崇祯6年，苏松常镇四郡在一年之内频遭风雨旱蝗侵袭，灾情触目惊心。每逢这种时刻，皇帝以及职能部门都会下旨、下令，要地方做好赈灾抚恤。祁彪佳此疏也是回应上级命令的，但他亲身感受到的，这一地区经济状况本还可以，灾情虽重，却还有比灾情更难应付的“税灾”、“役灾”，年复一年叠压成山。如何救灾救到要害，真温暖到百姓的心坎上？这就是祁彪佳在那个时代比许多例行公事的官员认识和见解深刻一层的地方。此疏接着说的话，估计上级乃至皇帝听了都会不悦：
然民虽穷而国用必不可缓，家虽罄而漕兑不可迟。是以见年之京边辽饷与新运之漕白二粮，臣等劝勉输将，万不开观望之渐。惟是有于年分则稍远，于数目则未多，于图计则无亏，于民力则难办者，用敢合百万苍赤仰望之诚，恳祷于皇上。
祁氏开头两句，有心人听了，感到是在讽刺挖苦，在他却是实话实说。崇祯4年闰十一月二十三日即有“严催钱粮”的圣旨，要抚按查参拖欠，申饬考成，“速报职名(以待处分)，并勒完离任”。这样的圣旨不时下达，雷霆万钧。明清江南赋役的繁重，当时及至今天的治史者也无不承认。因此，那时江南地区的地方官不好当，动辄因逋欠或迟交额定钱粮，还有名目繁多的派征完纳逾期，均会受到降级、降俸处分，任满考成落得个中等算是最好的结果。崇祯年间的加派更是出了名的，上述所说“辽饷”就是加征“三饷”中的一项。岁额每年完不成，每年新征加带夹征旧欠，层层叠叠，恶性循环，这才是让祁彪佳十分头疼的事。在这种情形下，难堪的最后是百姓，不断被县差追比，被打板子，被投入县牢。祁彪佳幻想皇帝能以恻隐黎民之心，下恩诏豁免这些陈欠，故屡屡上疏为之恳求乞怜。本疏所请豁免或减免的各府县逋欠清单长达8页，逐项逐款罗列，是一份极好的地方财税负担原始史料，限以主题，割舍不录。与他同事的巡抚张国维，半年后又有一疏，说是会同巡按祁彪佳看得灾情后的报告，也备录于下：
奈何三吴数年以来，水旱频仍，风雹洊至，正供与杂项并急，公帑如洗，积逋与预征交并，敲扑日烦，家无隔宿之储，人鲜乐生之念，憔悴支离，郑图难绘。且年来军器改造、弓箭改造、辽饷加征，民力已竭，而额外可缓之需复责以纍年浮坐之数，则皮尽而毛安附？恐不能为半壁之东南深长虑也。（《抚吴疏草》崇祯七年七月初七疏）
祁氏请求豁免旧欠以救灾的长疏呈上后，“二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该部核议具奏”，又是敷衍。我想此时的祁彪佳应该是有经验了，但他总不死心，一试再试，无望而试。崇祯7年二月十九日又上一疏，委婉点明“人心易动难安”之际，恤民必须除去赋役之苦：
巡按苏松等处御史题为江南苦役有五等事。臣惟江南民穷役重，故人心易动难安。欲收拾人心，必力甦苦役。计其役有五，除漕兑先经具题外，今将布解、白粮、柜头、经解四款详加参酌，内有应乞申饬者、应听覆议者，统候圣裁，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崇祯7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向上级请求被搁阻的痛苦经历，给了祁彪佳人生以强烈刺激。日后归隐山阴，崇祯13年绍兴地区发生大灾荒，祁彪佳积极策划并参与了该地的救荒恤民活动，编辑印行《救荒全书》(一称《古今救荒书》)，以作指导。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无顾忌地放开说话了。因此，他在《救荒全书》里发表的尖锐议论，可以看作崇祯7年疏中不便直率表达的意思。兹录两条于下：
免赋者，就现征之额而免之也。有此免而流移可以复业，殷富可以赈施。失赋得民，是减之一时，裕之后日，岂非王道之大者？但止免存留，不免起运，则为德犹虚。豪猾幸免，单弱派征，则于惠未遍。诸贤之语，皆已及之，当事者均酌上请，方得沽浩荡之恩也。
今之言减、言蠲、言停者，犹是治标之说也。夫不有薄赋税为本计乎？然今日加派日增，尚忧不足，其于薄也，何日之有？或于范公所谓冗官、冗兵与土木之费一为经画，方使国家不忧匮乏，而民生遂得休息乎？
崇祯七年二月十九日同一天，祁氏呈交了另一份奏疏，题为“报缺有司”，大叹江南臣民苦经，似是为做官难大发牢骚，实则背后是说江南民众税役负担太重，不得不承受官吏追比之苦。鉴于今之治晚明史者，多热赞江南“进步”，而对此种情形少有关心，特备录于下，藉此照见“前现代”江南民生乃至吏治灰色的一面：
微臣凛奉简书，所与共安民之责者，郡邑诸吏也。吏于江南盖甚难，而江南之需吏又甚亟。臣请先言江南需吏之亟，后陈吏于江南之难。夫海内繁剧之区固自不乏，然未有一邑而税徭至五十余万，漕粮至二十余万，大狱至二百余件者也。即递而减之，亦十倍他处。当兹灾祲频仍，赋役繁苦，奸民既喜于语乱，穷民又莫必其生。且也，浙闽东连，未息鲸鳃之浪，准徐西近，方驰风鹤之声，乃库无余金，庾无积粟，全赖良有司以爱民之心实意连络人心，销弭奸宄。否则，摇摇易动，根本堪忧。此江南需吏之所以亟也。
乃若受事此中，非不有克自勉励，无奈案牍之纷挐万端，吏弊之奸顽百出，虽隶首之算，洞垣之明，有遽难以照烛而数计。至于邑当四冲，则又半以其身作邮亭之津吏。所以征粮、理讼，即继晷焚膏犹苦不支。况未几而参罚至矣。积案如山，积欠若海，有司无不一官不降，无一官不罚。以一钱不取之知府方岳贡，至于降而无级可降，罚而无俸可罚。今计部已为分年带征，而独此中犹有河清之俟。此吏于江南之难一也……（下略）
正因为他治下的地方官员未办足岁额而被处分不断，待追欠甚至赔垫完成后，处分却不见职能部门及时撤消，多至四、五年以上不见音信，他不得不屡屡为下属据理力争，请求“开复”（即撤销处分）。有关奏章颇多，略举数例：
为常熟县知县杨鼎熙连续受降职二级、降职一级戴罪督催，业已完成，请求循例开复（崇祯6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题）；
为署无锡县印、同知蔡如葵等降俸、停其升考、戴罪督催，接管知县杨云鹤住俸督催，请求为两人开复（崇祯7年正月初三具题）
汤显祖
为长洲县署印推官王瑞称降俸一级、今已解完，请求开复（崇祯七年二月十九日具题）
为武进县前知县程九万实历46个月、曾受降职三级、降俸一级、又降俸一级三次处分，实俱完解，并无丝毫拖欠，给予考核给由（即为其离任出具考绩证明），另请为嘉定县知县来方炜降俸降级开复（崇祯7年三月初七日具题）
…………(略)
走笔至此，愚拙如某，对前引祁氏自我表白的起首语“予谫陋甚无用世才”，多少也读出点滋味来了。
汤显祖早在他之前，由官场经历的苦涩，就已经点破“治世人多于事，否则，事多于人”。但人非经历与亲悟，是听不进这类劝告的。在崇祯7年三月十六日呈交第一份辞职报告后不久，周延儒家被“焚掘”的民变突发，这无疑是把祁彪佳推向万般无趣的转折点。至此，他充分体会到自己不是“用世之才”，而到了明亡殉情，则是彻悟到了，这混浊多事的世界原非他“用才之世”。
现在终于又回到上一小节提出的《明史》情节上来了。辞职报告提交才过20多天，周延儒的庄房被焚，祖坟险被掘开，民变因周氏等乡绅恶意报复，再起余波。祁氏内心郁闷，十分恼火，一是周氏明知宜兴连年受灾，民生艰难，人心浮动，却不顾大局，不听警告，惹事生非；二是上头竟无人能理解他的心思，只顾就事论事，不正本清源，唯以“除暴戡乱”是问。这一次，祁氏在向朝廷的回奏报告里，多少带点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再不像过去那样委婉曲折，而是一刀子捅破薄纸：
……而臣更有请者。盖该县之奸民宜惩，良民宜拊，而近多良化为奸，则因节岁歉收，资生无策，以故挺险生心，是穷民更宜恤也。臣前于勘灾疏中仰乞圣恩暂缓该邑之旧逋，减新例带征为一分……更望勅下该部，或量加蠲免，或止带一分，则臣等藉朝廷浩荡之德意，以团结人心，销弭忒志，是又源本之计也。（崇祯7年五月十二日具题）
这一下连皇帝都不高兴了。请看崇祯7年六月初六“圣旨”严厉斥责祁氏：“宽缓旧欠，朝廷自恤灾黎，亦与此事何涉？辄尔溷请。”
这样，崇祯7年七月十六日前的祁氏“降三级”处分的缘由，大致也可以推测而得了。正如前面所列，明代对官员职务过失的处罚十分严厉，仅仅凭民变的再发生，就可以给予降级处分，何况“圣旨”上年就警告，再有事端，唯官员是问。而闰八月初七前加重为“降五级”，从《宜焚全稿》看，“宜事”后又发生过“刀军叛乱”(从巡抚张国维的《抚吴疏草》看，还有不少风波。有的属祁氏辖地，有的属应天巡按管辖)。圣旨此前即有“江南重地，屡旨饬防，据奏废弛单弱已极，且兵船虚冒，奸宄交通，该抚按向来整饬何在？”祁氏回奏形似驳斥：“叛乱刀军未有显著情状，的确姓名，查无通番情形。”据此态度，职能部门加重处分，在明代会典则例里是有法可依的。然上级部门不知道，这一切，对祁彪佳已经无所谓了，只是坚定了他“无用世才”的立场，田园将芜，何不归？至于“危疾”之请实为托词，只要看“归南快录”，南归路上，游山玩水，呼朋会友，心情十分舒畅，就知道这纯是心病，生理上有过反应，如心脏、肠胃感觉不适；但一旦解脱，百“病”全除。
张岱
至于《明史》“祁传”称周延儒怀恨报复，背后策动中伤，致使祁氏“回道考核”受到“降俸”处分云云，笔者查阅资料虽然有限，但有理由怀疑可能是当时士人间的传闻或猜测，未见得一定有真凭实据。试观挚友张岱《石匮书后集》的“祁传”，对此事并无一字涉及。他应是知事情底细的人，何以不书？写书时，周延儒已经是臭不可闻的了，何用忌讳？
最后，祁彪佳本人有一说法，也必须作交代。祁氏在前引《归南快录》日记“小引”里确实说过：“及考核时，以荆溪民变，时宰方督予过，因发改票拟降级，而上改为降俸，圣恩深厚，无以加矣。”这个“时宰”，当然不会是罢官在家的周延儒。是谁？据查崇祯8年内阁名单，时任首辅温体仁，系周延儒的政敌。也不是没有可能，为表示不徇私用情，给祁捅一小刀。另外还有谁？老前辈吴宗达，武进人，崇祯8年五月致仕，与周有亲戚关系。似有嫌疑，但从老成与仕途已走下坡的角度，他可能不太愿多生是非。另一位，就是笔者在前作过交代，祁氏意气用事地冲撞过的“新辅”王应熊。此人在任礼部侍郎时，游走巴结于周、温两辅之间，崇祯8年被劾“党比欺罔”，九月引罪归，祁氏已南下返乡。在崇祯8年尚未被斥退前，借机报复前次“侮辱”，暗中讨好周，不是没有可能。另一旁证，待到崇祯14年周延儒再度入阁，即召王氏回京，可惜到京时，周又罢任，“渐沮而返”。笔者不敢说，周之再召王，是报答他在“宜事”上整了祁氏，但至少说明王在温秉政时，与周暗底多有往来，“交情”不浅。至于祁氏本人是不是怀疑周延儒？完全可能。但祁氏手无实据，所以含糊言之，心里可能也耿耿于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祁彪佳还是把苏松任上的各种不顺，归咎于个人，归之于那些奸臣佞人，而对崇祯皇帝没有抛弃幻想。他不可能，也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个王朝不亡也难，根本上是那个制度有问题。因此，他的苦境也还没有结束。我觉得挚友张岱对他有真了解，因此在《和祁世培绝命词》开首说的“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不仅悲情浓烈，也为祁氏一生作出了深刻总结。
在笔者看来，祁彪佳的经历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一个人，看一个时代，是一部好的人物传记所要追求的境界。我祈祷华东师大的史学研究生写出这样境界的《祁彪佳年谱·传记》，因为祁氏的经历与留下来的记录本身已经够精彩的了，安置于晚明历史的大背景中，用现代意识予以拓宽、掘深，成功是不难期望的―――当然，它首先是一项艰苦的工夫活，费时费力，锲而不舍方能成之。
（本文原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06期，注释从略。）
作者介绍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年毕业于江苏昆山中学，后考入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年毕业留校，主要从事中国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江南地区史教学与研究，著有《中国历史通论》《史家与史学》《飘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明清江南史丛稿》《明清江南地区史研究三十年》（主编）等。年荣获第十四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文字编辑：樊杨
排版：张毅郭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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