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省斋（-），本名朱朴，字朴之，号朴园，晚号省斋。江苏无锡人，父亲朱述珊为一名画家，因“书香门第”家底不丰，求学期间多方投稿以筹措学费。年自中国公学第一届商科毕业后，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作家群横跨南北、京海两派，内容多为人物掌故、风土人情、文献考据之类的随笔及小品文，影响甚广。同时与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畲等书画名家往来，著有《省斋读画记》、《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书画随笔》、《画人画事》、《艺苑谈往》等文集。
喜好书画有渊源——从朱朴到朱省斋
蔡登山
朱朴字朴之，号朴园，亦号省斋。有人说朱朴一生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他在四〇年代在上海创办《古今》杂志，并在这之前先后出任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乃至“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要职，而被视为汉奸文人；但他不同于其他汉奸文人身陷囹圄，他曾一度藏身北京，一九四七年落脚香江，换成另一个身份，周旋于张大千、谭敬等名流藏家之间，成为精鉴书画的行家掮客，并以“朱省斋”为名，写了五本着名的书画鉴藏著作。从朱朴到朱省斋，他在文史杂志甚至书画艺林，还是颇多贡献的，也是不容抹煞的。
在上海沦陷时期，他一手创刊《古今》杂志，网罗诸多文士撰稿，使《古今》成为东南地区最畅销也最具有份量的文史刊物。他在《古今》创刊号写有〈四十自述〉一文，根据该篇自述及后来写的〈朴园随谭〉、〈记蔚蓝书店〉等文，我们知道他生于一九〇二年，是江苏无锡县景云乡全旺镇人。全旺镇在无锡的东北，距元处士倪云林的墓址芙蓉山约有五里之遥，居民大都以耕农为生，读书的不过寥寥一二家而已。而朱朴却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述珊公为名画家，他本来希望朱朴能传其衣鉢，但看到他临习《芥子园画谱》临得一塌糊涂，认为不堪造就，遂放弃了初衷。朱朴七岁入小学，成绩不坏。十岁以后由乡间到城里，进著名的东林书院（高等小学），因得当时国文教授龚伯威先生的特别赏识，对于国文一门，进步最快。高小毕业后，他赴吴江中学读书，不到一年转入辅仁中学就读。一年后，考入吴淞中国公学商科。一九二二年夏季从中国公学毕业，本想筹借一千元赴美留学，结果到处碰壁，不克如愿。后来承杨端六先生的厚意，介绍他进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任编辑，那时他年仅二十一岁。
当时的《东方杂志》社共有四位编辑：钱经宇、胡愈之、黄幼雄、张梓生。钱经宇是总编辑；胡愈之专事译文兼写关于国际的时事述评（他用的笔名是“化鲁”）；黄幼雄襄助胡愈之做同一性质的工作；张梓生专写关于国内的时事述评。朱朴进去之后，钱经宇要他每期主编“评论之评论”栏，兼写关于经济财政金融一类的时事述评。社址是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二楼一间大房间，与《教育杂志》社、《小说月报》社、《妇女杂志》社、《民铎杂志》社同一房间。朱朴说：“那时候的《教育杂志》社有李石岑（兼《民铎杂志》）和周予同；《小说月报》社有郑振铎；《妇女杂志》社有章锡琛和周建人；此外还有各杂志的校对等共有一二十人之多；济济跄跄，十分热闹。……当时在我们那一间大编辑室里，以我的年纪为最轻，颇有翩翩少年的丰采。郑振铎那时也还不失天真，好像一个大孩子，时时和我谈笑。他和他的夫人高女士在一品香结婚的那天，请严既澄与我二人为男傧相，我记得那天大家在一起所摄的一张照片，好像现在还保存在我无锡乡间的老家里呢。”
在《东方杂志》做了一年多的编辑，经由卫听涛（渤）的介绍，朱朴到北京英商麦加利银行华账房任职。当时华经理（即买办）是金拱北（城），是有名的画家，所以宾主之间，亦颇相得。
一九二六年夏，他辞去北京麦加利银行职务，应友人潘公展、张廷灏之招，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农工商局合作事业指导员之职。后因友人余井塘之介绍得识陈果夫，朱朴说：“陈先生对于合作事业颇为热心，因见我对于合作理论有相当研究，遂于十七年（）夏以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的名义，派我赴欧洲调查合作运动，于是渴望多年的出国之志，方始得偿。当我出国的时候，我开始对于政治感到无限的兴趣和希望。那时国民党有所谓左派与右派之分，左派领袖是汪精卫先生，右派领袖是蒋介石先生。我对于汪先生一向有莫大的信仰，我认为孙先生逝世后祇有汪先生才是唯一的继承者。那时汪先生正隐居在法国，我在赴欧的旅途中，旦夕打算怎样能够追随汪先生为党国而奋斗。”于是到了巴黎几个月后，朱朴先认识林柏生，之后又经过几个月，才由林柏生介绍晋谒汪精卫，那是在曾仲鸣的寓所。
在巴黎期间，朱朴除数度拜谒合作导师季特教授（Prof.CharlesGide）暨参观各合作组织外，并一度赴伦敦参观国际合作联盟会及各大合作组织，复一度赴日内瓦参观国际劳工局的合作部，得识该部主任福古博士（Dr.Facquet）及帮办哥仑朋氏（M.Colombain），相与过从，获益不少。一九二九年春，陈公博由国内来巴黎，经汪精卫介绍，朱朴初识陈公博。后来并陪他到伦敦去游历，两星期后陈公博离英他去，朱朴则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间，朱朴奉汪精卫之命返回香港，到港的时候正值张发奎率师号称三万，由湖南南下，会同桂军李宗仁部总共约六万人，从广西分路向广州进攻，“张、桂军”当时亟须夺取广州来扩充势力，准备同蒋介石分家，割据华南。不料后来因军械不济的缘故，事败垂成。
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说：“我和省斋相识最久，远在一九二九年在伦敦就时相见面，但没有什么交情。一九三〇年我从英国回上海一转，在十四姊家中又和他相值，原来那时候他正避难在租界里，住在我姊姊处。那天他还约了史沬特莱女士来吃茶，我和她谈了两个多钟头。”对此朱朴在〈人生几何〉一文补充说道：“至于伯雨所说的关于史沬特莱女士一节倒是的确的，而且非常之秘密，因为她那时正寓居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西的一层公寓内，我们不但是『打倒独裁』的同志，并且是好抽香烟好喝咖啡的同志。所以，我常常是她寓所里的座上客，我一到她那里她总是亲手煮咖啡给我喝的。那时候她和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来往非常亲密，她曾屡次说要为我介绍，可是因为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到香港来了，卒未如愿。”
这次倒蒋的军事行动虽未成功，但汪精卫并不灰心，他颇注意于宣传工作，遂命林柏生、陈克文、朱朴三人创办《南华日报》于香港，林柏生为社长，陈克文与朱朴为副社长。朱朴说：“当时我与柏生、克文互相规定每人每星期各写社论两篇并值夜两天，工作相当辛劳。所幸编辑部内人才济济，得力不少，如冯节、赵慕儒、许力求等，现在俱已崭露头角，有声于时。那时候汪先生也在香港，有时候也有文字在《南华日报》上发表，所以这一个时期《南华日报》的社论，博得读者热烈的欢迎。还有副刊也颇为精彩，尤其是署名『曼昭』的〈南社诗话〉一文，陆续登载，最获一般读者的佳评与赞赏。”
一九三〇年夏，汪精卫应阎锡山及冯玉祥的邀请到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朱朴亦追随同往，任海外部秘书。同时并与曾仲鸣合办《蔚蓝画报》于北平，颇获当时平津文艺界的好评。同年冬，汪精卫赴山西，朱朴奉命重返香港。道经上海时，因中国公学同学好友孙寒冰的夫人之介绍，认识了沈瑞英女士。一九三一年春，汪精卫赴广州主持非常会议，朱朴被任为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和平会议，朱朴事先奉汪精卫命赴上海办理宣传事宜。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与沈瑞英于上海结婚。两年间留沪时间居多，虽挂着行政院参议、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委员、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等名义，但实际上并没做什么事。
一九三四年六月，朱朴奉汪精卫之命，以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特派考察欧洲农业合作事宜的名义出国。朱朴说：“汪先生因该会经费不充，所以再给我一个驻丹麦使馆秘书的职务。我赴欧后先到伦敦，适张向华（发奎）将军亦在那里，阔别多年，畅叙至欢。数日后我随他到荷兰去游览。后来，张将军离欧赴美，我即经由德国赴丹麦。我在丹麦三、四个月，普遍参观了丹麦全国的各种合作事业，所得印象之深，无以复加。”一九三六年，张发奎在浙江江山新就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之职，来函相招。于是朱朴以一介书生，乃勉入戎幕。
一九三七年春，他奉汪精卫命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土地专门委员再兼襄上海《中华日报》笔政。同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朱朴奉林柏生命重返香港主持《南华日报》笔政。不久，林柏生亦由沪来港。一九三八年春节樊仲云也由沪到港，随即在皇后大道“华人行”七楼租房两间，开办“蔚蓝书店”。“蔚蓝书店”其实并不是一所书店，它乃是“国际编译社”的外幕。而“国际编译社”直属于“艺文研究会”，该会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其次是陶希圣。“国际编译社”事实上乃是“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负责者为林柏生，后来梅思平亦奉命到港参加，于是外界遂称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朱朴为“蔚蓝书店”的四大金刚。其中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丛书，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则主编国际通讯。助编者有张百高、胡兰成、薛典曾、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刘石克等人。“国际编译社”每星期出版国际周报一期，国际通讯两期，选材谨严，为研究国际问题一时之权威。国际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承印，预计一年出六十种，编辑委员除梅思平为主编外，尚有周鲠生、李圣五、林柏生、高宗武、程沧波、樊仲云、朱朴等。当时所谓“四大金刚”，他们除了本店的职务外，尚兼有其他职务。如林柏生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南华日报》社长；梅思平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樊仲云为《星岛日报》总主笔；朱朴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艳电”，于是和平运动立即展开。朱朴被派秘密赴沪，从事宣传工作，经一两个月的筹备，和平运动上海方面的第一种刊物《时代文选》于次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汪伪中国国民党在上海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朱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复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年八月至九月间，接办上海《国际晚报》（后因工部局借故撤销登记证而被迫停刊。）十月一日创办《时代晚报》，由梅思平任董事长，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才迁到南京出版。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此时朱朴被任为交通部政务次长。先是中央党部也将他调任为组织部副部长。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合作学会在南京成立，朱朴被推为理事长。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朱朴的夫人在上海病逝；同年十月十六日长子荣昌亦殁于青岛。一年之中丧妻丧子，给他以沉重的打击，万念俱灰之下，他先后辞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交通部政务次长的职务，仅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一类的闲职。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他在〈《古今》一年〉文中说：“回忆去年此时，正值我的爱儿殇亡之后，我因中心哀痛，不能自已，遂决定试办这一个小小刊物，想勉强作为精神的排遣。”他又在〈满城风雨话古今〉文中说：“有一天，忽然阔别多年的陶亢德兄来访，谈及目前国内出版界之冷寂，怂恿我出来放一声大砲。自惟平生一无所长，只有对出版事业略有些微经验，且正值精神一无所托之际，遂不加考虑，立即答应。”他在〈发刊辞〉中说：“我们这个刊物的宗旨，顾名思义，极为明显。自古至今，不论是英雄豪杰也好，名士佳人也好，甚至贩夫走卒也好，只要其生平事迹有异乎寻常不很平凡之处，我们都极愿尽量搜罗献诸于今日及日后的读者之前。我们的目的在于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所以，不独人物一门而已，他如天文地理，禽兽草木，金石书画，诗词歌赋诸类，凡是有其特殊的价值可以记述的，本刊也将兼收并蓄，乐为刊登。总之，本刊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容的。”
《古今》从第一期到第八期是月刊，到第九期改为半月刊，16开本，每期40页左右。朱朴在〈《古今》两年〉文中说：“当《古今》最初创刊的时候，那种因陋就简的情形决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既无编辑部，更无营业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社址』。那时事实上的编辑者和撰稿者只有三个人，一是不佞本人，其余两位即陶亢德周黎庵两君而已。创刊号中一共只有十四篇文章，我个人写了四篇，亢德两篇，黎庵两篇，竟占了总数之大半；其他如校对、排样、发行，甚至跑印刷所邮政局等类的琐屑工作，也都由我们三人亲任其劳，实行『同艰』『共苦』的精神。……那种情形一直赓续到十个月之后才在亚尔培路二号找到了社址（这是承金雄白先生的厚意而让与的），于是所谓的『古今社』者才名副其实的正式办起公来。”《古今》从第三期开始由曾经编辑过《宇宙风乙刊》的周黎庵任主编（其实是从筹备开始，只是没公开挂名而已。），朱朴说：“我与黎庵没有一天不到社中工作，不论风雨寒暑，从未间断。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生平对于任何事务向来比较冷淡并不感觉十分兴趣的，可是对于《古今》，则刚刚相反，一年多来如果偶而因事离沪不克到社小坐的话，则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周黎庵在〈《古今》两年〉文中说：“我编《古今》有一个方针，便是善不与人同，战后作家星散，在上海的只有这几个人。虽然他们的文章写得好，但因为每一家杂志都可以有他们的作品，便算不得名贵了，于是《古今》便开发北方……每期总刊载几篇北方名家的作品，北方开发成功之后，我觉得还不足以维持《古今》独有的风格，近期更有硕果仅存的珍贵史料和大江南北无与抗手的书画刊载，可以说是《古今》特殊的贡献。”
经过朱朴、周黎庵的努力邀约，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古今》夏季特大号（第27、28合刊）的封面上开列了一个“本刊执笔人”的名单：
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周作人、江康瓠、赵叔雍、樊仲云、吴翼公、瞿兑之、谢刚主、谢兴尧、徐凌霄、徐一士、沈启无、纪果庵、周越然、龙沐勛、文载道、柳雨生、袁殊、金梁、金雄白、诸青来、陈乃干、陈寥士、郑秉珊、予且、苏青、杨鸿烈、沈尔乔、何海鸣、胡咏唐、杨静盦、朱剑心、邱艾简、陈旭轮、钱希平、陈耿民、何戡、白衔、病叟、南冠、陈亨德、李宣倜、周乐山、张素民、左笔、杨荫深、鲁昔达、童家祥、许季木、默庵、静尘、许斐、书生、小鲁、方密、何淑、周幼海、余牧、吴咏、陶亢德、周黎庵、朱朴。在这份65人的名单中，除南冠、吴咏、默庵、何戡、鲁昔达是同属黄裳一人外，可谓名家云集。其中以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江亢虎、赵叔雍、樊仲云等为首，显示出《古今》与汪伪政权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学者李相银在《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书中，就指出：“无论是汪精卫的『故人故事』，还是周佛海的『奋斗历程』，无不是在诉说自己的辉煌过去。……作为民族国家的罪人，他们与日本侵略者媾和并将此视为『丰功伟业』大肆吹嘘，不过是为自己荒谬的言行寻找『合法』的外衣而已。其实他们又何尝不知此举早为世人所不齿，必将等来历史的审判。他们焦虑不安的内心充满了对于『末日』的恐惧，除了借助于文字聊以排遣之外，还能有何良策呢？就此而言，《古今》无疑成了他们『遣愁寄情』的最佳言说空间，《古今》的文学追求也因此被『政治化』。”而旧派文人和学者如吴翼公、瞿兑之、周越然、龙榆生、谢刚主、谢兴尧、徐凌霄、徐一士、陈旭轮、陈乃干等人占了相当的比重，体现出杂志的“古”的色彩。这其中有许多是专研掌故之学的，如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之后人——冒鹤亭他的〈孽海花闲话〉在《古今》第四十一期起连载九期；而晚清大学士瞿鸿机之子瞿兑之出身宰辅门第，故旧世交遍天下，是民国笔记小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徐一士出身晚清名门世家，与兄徐凌霄均治清代掌故，所着《凌霄一士随笔》与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并称为“三大掌故名著”。谢刚主原名谢国桢，是明史专家；谢兴尧则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他对《水浒传》作者的考证，从胡适考证的遗漏之处入手，认为《水浒传》最根本的问题是作者问题，发幽探微，溯古追今，既有史实，又有史识。而周越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无人不知的大藏书家，其书室名为“言言斋”，于一九三二年毁于“一·二八”之役，但他并不因此而稍挫，他移居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继续广事搜购，不数年又复坐拥书城。他偏嗜禁书，写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等文。陈乃干则早年从事古旧书业经营，所经眼的版本书籍特别多，撰著了不少有关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著，并在《古今》上发表了许多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学术文章。
纪果庵在《古今》第三十期（年9月1日出版）的〈海上纪行〉一文，谈到他们在朱朴的“朴园”雅集的情况：“次日上午我先到黎庵兄处会齐，往朴园，老树浓荫，蝉声摇曳，殊为人海中不易觅到的静区。朴园主人前在京时曾见过一面，但未接谈，这番重见到他清癯的面容，与具有隐士啸傲之感的风格，不觉未言已使我心折。我常想晋宋之交，有栗里诗人，与远公点缀了美丽的庐山，五斗米虽不能使他折腰，而我辈却呻吟于六斗之下（公务员配给米以六斗为限），古今世变，还是相去有间的，然如朴园之集，固亦大不易得，并非我辈『群贤毕至』，良以浊世可以谈谈的机会与心情太不容吾人日日如此耳。亢德已至，因有他约，先去。随后来的有矍铄的周越然先生，推了光顶风趣益可撩人的予且先生，丰度翩翩的文载道、柳雨生二兄，和我最喜欢读其文字的苏青小姐，樊仲云先生则最后至，于是谈话马上热闹起来，予且先生在抄写朴园主人的八字预备一展君平手段，越翁则谈到方九霞劫案，载道大说其墨索公辞职的新闻，声宏而气昂，苏青小姐只有在一边微笑，用小型扇子不住的扇着。我这个北方大汉，插在里边，殊有不调和之感，只好听着似懂不懂的上海话，一面欣赏吴湖帆送给朴园主人的对联，（联曰：顾视清高气深稳，文章彪炳光陆离。）和书架上的书籍，大部是清代笔记掌故和清印的书帖之属，主人脾胃，可睹一斑，其与吾辈相近，亦颇显然也。时主人持出《扇面萃珍》一册，与黎庵讨论《古今》封面材料，此集乃廉南湖小万柳堂所藏，均明清珍品。主人因谈到吴芝瑛女士的字，据云乃是捉刀，余亦久有所闻，而不如主人所知之证据确凿。饭已摆好，我竟僭越的被推首席，可惜自己不能饮酒，白白辜负主人及黎庵的相劝之意。老餮既饱，本该『远颺』，（昔人喻流寇云，『饥则来归，饱则远颺。』）奈外面纷传，马路将要戒严，『下雨天留客』，适有馈主人以西瓜者，不免益使老餮坚其不去之心。西瓜吃毕，苏青女士的文章来了，她掏出小巧精致的纪念册，定要樊公题字，樊公未有以应，叫我先写几句，我只得马马虎虎，涂鸦一番，大意好像是发挥定公诗：『避席畏闻——著书都为——』数语的意思，未免平凡得很。主人坚执请樊公执笔，樊公索词于我，我忽然说：『您写缫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罢。』樊公未作可否，我已竟感到荆公此语，太露锋芒，岂唯对樊公不适，即给人题字，亦复欠佳，乃急转语锋曰：随便写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好了，不是苏青小姐的文章大可『千古』吗？樊公乃提笔一挥而就。三点了，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于是告辞了雅洁的朴园……”
对于《古今》的创办，上海电影制片厂离休老干部、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沈鹏年在《行云流水记往》一书中另有一说，他云：“朱朴毕竟出身于书画世家，深知『国宝』级的两宋古书画的价值。而当时号称『前汉』（汪精卫属『后汉』）的大汉奸梁鸿志家藏两宋古书画，他觊觎之心，无时或已。便以《古今》约稿为名，频频登门访梁。”梁鸿志出身闽侯望族，曾祖父梁章巨，号茝林，官至江苏巡抚，是嘉道间名震朝野的收藏家，外祖林寿图，号欧斋，工书画及诗词。梁鸿志早年结识北洋皖系大红人、安福系王揖唐，王赏识梁鸿志的诗才，拉其入安福国会任财务副主任，梁鸿志因此搜刮了不少安福俱乐部的公款，后来王揖唐又举荐梁鸿志任段祺瑞秘书。段归隐上海，梁就用安福系的巨额赃款也在上海置花园洋房一所，并以祖传宋代古玩三十三件（一说是两宋苏东坡、黄山谷、米南宫、董源、巨然、李唐等书画名家真迹三十三种），名其居曰“三十三宋斋”。沈鹏年认为这些国宝级的珍藏，不能不令朱朴为之咋舌。因此朱朴在《古今》创刊时，就约得梁鸿志的文章〈爰居阁脞谈〉并将其排在首篇，足见其是别有用心的。
后来朱朴更因此得识了梁鸿志的长女，沈鹏年说：“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天，朱朴要周黎庵陪伴同去鉴赏。至梁宅适主人外出，由其女梁文若招待。这就是朱朴致文若第一封『情书』中所说『两年多以前曾经多少友好的热心介绍，始终未能谋面，而这一次竟于无意之间一见倾心』的这一次。朱朴致文若信中写道：『我因精神无所寄托遂创办《古今》以强自排遣，却不料无形中竟因此获得了你的重视和青睐。』『在茫茫尘海之中能够获得你，可说不虚此生了。』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两年的苦心追求，文若小姐下嫁朱朴，朱朴成为梁鸿志的『乘龙快婿』。『三十三宋斋』的『肥水』也能分得『一杯羹』。他创办《古今》的目的初步得逞。”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下午三时，朱朴与梁文若结婚，证婚人原定周佛海，后来因周佛海有事不克前来，改为梅思平主持。据参与盛会的文载道说，新郎着蓝袍玄褂，新娘则仅御红色旗袍，不冠纱也不穿高跟鞋，有许多人颇赞美这种仪式之俭朴而庄严。因为梁鸿志与朱朴交友广阔，因此贺客盈门，有冒鹤亭、赵时棡（叔孺）、谭泽闓、吴湖帆、龚心钊（怀西）、林灏深（朗谿）、夏敬观、刘翰怡、廖恩焘、颜惠庆、张一鹏、郑洪年、朱履龢、闻兰亭、诸青来、李拔可、严家炽等名人。另文化界来的有：赵正平、樊仲云、周化人；新闻界有：金雄白、陈彬龢、袁殊、郑鸿彦、许力求；银行界有：冯耿光、周作民、李思浩、叶扶霄、钱大櫆、卢涧泉、张慰如、吴蕴斋；军警界有：唐蟒、萧叔宣、张国元、唐生明、臧卓、熊剑东、苏成德、林之江等；女宾到的有周佛海夫人杨淑慧，陈公博夫人李励庄，前“标准美人”现唐生明夫人徐来，以及缪斌、任援道、梅思平、丁默邨的夫人等。还有两位是朱履龢、李祖虞夫人，都是崑曲的名手。更难得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来了。文载道说：“听说这次爰居阁主（案：梁鸿志）赠与朴园（案：朱朴）的觌礼，也不是世俗的金钱饰物，而是最合朴园爱好的金石古玩。计有宋哥孳水盂全座，汉玉一枚，乾隆仿宋玉兔朝元砚一方，精品鸡血章成对。”
朱朴在〈朴园日记——甲申销夏鳞爪录〉文中说：“（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到《古今》社，鹤老送赠《梁节庵遗诗》一册，盛意可感。《古今》第53期出版，封面刊登孙邦瑞君所贻郑苏戡之『含毫不意惊风雨，论世真能鉴古代』一联，颇为大方。……八月二十三日，上午赴中行，与震老闲谈时事，感慨良多。下午与文若赴爰居阁，邀外舅（案：梁鸿志）同往孙邦瑞处观画。今日所观者有沈石田画二卷，董香光画轴及册页各一件，王烟客册页九帧，恽南田画一卷，皆精品。石谷二卷俱系中华时代之力作，颇为外舅所赞美。……邦瑞富收藏，今日因时间匆促，不克饱鉴为憾，异日当约湖帆再往访之。”孙邦瑞是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他与吴湖帆交谊甚笃，且结通家之好，所收藏名迹多经吴湖帆鉴定并题跋。沈鹏年说：“据说孙邦瑞家藏的精品经梁、朱『鉴赏』以后，梁、朱用『金条』为诱饵，反覆谈判，威吓利诱，被掠夺而去……类此者何止孙氏一家？这就是朱朴之用《古今》为幌子，先瞄上梁家『三十三宋斋』，然后再网罗海上著名收藏家的珍品，这就是他办《古今》最终的真正目的。……朱朴通过《古今》人财两得，名利双收。把《古今》停刊以后，集中精力，找到退路，最后去『香港买卖书画』。”（案：万君超认为朱省斋与孙邦瑞是有书画交易，但所谓“威吓利诱，被掠夺而去”与事实不符。另梁鸿志“三十三宋斋”所藏《宋贤墨宝册》和《宋人手简册》，一九五七年由梁氏侧室丁慧贞捐献上海文管会，后调拨文化部文物局，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朱省斋无关。）
一九四四年十月《古今》在出版第五十七期后停刊，朱朴离开沪宁的政治圈，他以平民身份幽居北平，以赏玩字画为乐事。他在〈忆知堂老人〉文中说：“一九四四年《古今》休刊后我举家迁居北京，到后即往拜访。”又在〈多难祇成双鬓改〉文中说：“甲申之冬，余北游燕都，知堂老人邀讌苦茶庵，陪座者仅张东荪、王古鲁。席间，余出纸索书，主人酒余挥毫，为集陆放翁句『多难祇成双鬓改，浮名不作一钱看』十四字相贻，感慨遥深，实获我心。联旁并附小跋曰：『朴园先生属书小联，余未曾学书，平日写字东倒西歪，俗语所谓如蟹爬者是也。此只可涂抹村塾败壁，岂能写在朱丝栏上耶？惟重雅意，集吾乡放翁句勉写此十四字，殊不成样子，朴园先生幸无见笑也。民国甲申除夕周作人』虚怀若谷，读之愧然。”
朱朴在一九四七年到了香港，有论者说他在抗战胜利前就到香港是不确的。除了他自己在〈人生几何〉文中说：“我由北京来港是一九四七年，并非一九四八年。”外，香港《大人》、《大成》杂志创办人沈苇窗也说：“一九四七年，省斋将来香港，湖帆曾有意同行，于是时常晤面，磋商行止。湖帆有烟霞癖，因此举棋不定，省斋先于四七年冬来港，我到港后和他时时饮茶，谈次总要提起湖帆，认为南张北溥，先后到了海外，若湖帆到港，便成三国鼎峙之局，海外画坛那就更加热闹了！”。
名作家董桥在《故事》一书中说：“朱省斋名朴，字朴之，无锡人，我一九七０年年尾在香港报上读到他去世的消息。他早岁浮沉政海，中年后来香港买卖书画，与张大千、吴湖帆友善，《星岛日报》社长林霭民请过他编《人物周刊》。省斋与张大千五十年代在香港过从甚密，也许还不断有过书画上的买卖。”张大千“《归牧图》题识提到的苏东坡《石恪维摩赞》，大千竟然又是靠朱省斋奔走买进来的。此《赞》曾经由省斋的外舅梁鸿志收藏，四十年代末期忽然在香港为省斋发现，立即转告大千，大千愿意倾囊以迎，恳求省斋力为介说；几经磋商，卒为所得。”一九五〇年朱朴和谭敬“同寓香港思豪酒店。一天，谭敬忽遭覆车之祸，身涉诉讼，急于用钱，打算出让全部藏品。那时张大千正在印度大吉岭避暑，省斋驰书通报，大千立刻回电说：『山谷伏波神祠诗卷，弟寤寐求之者已二十余年，务恳代为竭力设法，以偿所愿！』省斋接电话后几经周折，终于成事。”
沈苇窗在〈朱省斋伤心超览楼〉文中说：“我草创《大人》杂志，省斋每期为我写稿，更提供许多书画资料。那时，省斋在王宽诚的写字楼供职，薪水甚少，但有一间写字间却很大，他每天下午到那里去转一转，看看西报，主要的工作是为王宽诚鉴定书画。因此，他于一九五七、一九六〇都回过上海，又到北京，而在最后一次他回香港经过深圳之时，却遇见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从此，他就不敢再北上了。原来省斋到北京，遇见瞿兑之，瞿家有一件齐白石的山水画长卷，是他家的一段故事，名为《超览楼禊集图》……兑之晚年，境遇不佳，省斋却对此卷念念不忘，因之和兑之磋商，以人民币四百元让到手上，……省斋得此画后，十分得意，已在画右下角，钤上陈巨来为他刻的『朱省斋书画记』印章，并在北京觅人摄影。不料在返港之际，在深圳遇见虎而冠者，从行李中搜出此物，认为盗窃国宝，罪无可绾，几欲绳之于法。幸得长袖善舞最近在港逝世之某君为之缓颊，方保无事。省斋告我，当时心胆俱裂，确实有此情景，画件当然没收，后来再没有下落了！省斋当年曾说，此件到港可值万金以上，如今看来，十百倍都不止，而省斋从此得怔忡之疾，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九日殁于九龙寓邸，享年六十有九。”
朱省斋十几年来先后出版《省斋读画记》、《书画随笔》、《海外所见名画录》、《画人画事》、《艺苑谈往》五本专谈书画的书籍。他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省斋读画记》〈弁言〉中说：“作者并不能画，惟嗜此则甚于一切。十余年前在沪常与吴湖帆先生相往还，初得其趣；近年在港，随张大千先生游，朝夕过从，获益更多。窃谓本书之作，虽未敢媲美《江村销夏录》、《庚子销夏记》等名著，但对于同好之士，或能勉供参考之一助也。”他在《艺苑谈往》〈引言〉中又说：“虽然文不足取，但是所谓敝帚自珍，觉得也还有其出版之价值。尤其书中如〈石涛繁川春远图始末记〉、〈董北苑潇湘图始末记〉、〈关于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故事〉、〈黄山谷伏波神祠诗画卷始末记〉诸篇，其中所述，虽不敢自诩谓鄙人『独得之秘』，但因都曾经身预其事，知之较切，自非如一般途听道说，摭人唾余者之可比。”
与朱朴有数十年友谊的金雄白说：“在香港二十余年中，他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物的鉴赏专家。以他的天赋聪明，兼得他丈人长乐梁众异氏之指点，又因先后与吴湖帆、张大千交游，耳濡目染之余，又寖馈于此，乃卓然有成。近来他的著作中，也十九属于谈论古今的书画人物，远至美国，每遇珍品，辄先央其作最后的鉴定，以为取舍之标准。”而对于书画之鉴定，朱朴写有一长文〈论书画赏鉴之不易〉，他认为赏鉴者，乃是一种极专门又极深奥的学问，普通一般的书画家不一定也是赏鉴家，而所谓收藏家者，更不一定就是赏鉴家。余恩鑅在其《藏拙轩珍赏目》序文说：“近来市肆家变幻百出，遇名画与题跋分裂为二，每有画真跋假，以画掩字；画假跋真，以字掩画。又有前朝无名氏画，妄填姓名；或因收藏家以印章题跋为证据，依样雕刻，照本描摹。直幅则列满边额，横卷则排缀首尾，类皆前朝印玺名人款识，施之贋本。而俗眼不察，至以燕石为琼瑶，下驷为骏骨，冀得厚资而质之。”因此朱朴最后总结说：“赏鉴是一件难事，而书画的赏鉴则尤是难事之难事，应该是万古不磨之论。董其昌有言曰：『宋元名画，一幅百金；鉴定稍讹，辄收贋本。翰墨之事，谈何容易！』真是一点也不错。”
二〇一六年一月份，我将五十七期的《古今》杂志，重新复刻，精装成五大册上市，极获好评，这是对朱朴前半生在文史杂志的贡献之肯定。而对于晚年的朱省斋在书画的著录，我早已注意到，这五本着作当年都在香港出版，台湾图书馆甚少收藏，如今要重新排版出版，但由于我并不专研于此，因此特别邀请在上海对书画史、鉴藏史、古籍版本、碑帖鉴赏、书画鉴定学、兰亭学和张大千有专门研究的书画鉴赏家、独立撰稿人万君超兄来针对朱省斋的五本着作，做一题解。他在百忙中拨冗写成〈晚知书画真有益——朱省斋五本书画著作简述〉一文，精辟扼要地点评这五本着作，也让读者有把臂入林之便！另万兄也特别交代当年由于排版工人的疏忽，有许多手民之误，甚至朱省斋在抄录书画的题跋都有错漏，于是我们尽可能找到原题跋重新核对更正。而原书中对于书画名和图书名，本都没有特别标示，我们此次特别加上《》号，让读者一目了然。至于原书前本有黑白书画照片，我们也尽可能找到彩色的画作替换上，虽然这要花费相当多时间及成本，但为求其尽善尽美，我想这是应该做的，其前提是这五本书的内容是精彩的，而且可读性极高，堪称是朱省斋一生书画鉴藏的心血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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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斋读画记·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
作者：朱省斋
出版：新锐文创.5/装帧：平装32开页
书号：4/定价：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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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斋读画记》为朱省斋对于唐宋以来名家书画真迹的鑑赏笔记，并抄录名作之题跋、志语，包含自藏的项圣谟《招隐图》、文徵明《关山积雪图》等作品，亦有张大千大风堂旧藏董北苑《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篇章，纪录了年代，张大千在香港、日本等地鑑赏、购藏、交易古书画的情景。书成之后，张大千特为绘一《高士读画图》作为封面，并题曰：“省斋道兄读画记撰成为写此。大千弟张爰。”
《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同为中国古代绘画鑑赏随笔，收录朱省斋年于日本关西地区所见之私人收藏，并在京都博物馆岛田修二郞引介下，前往大坂美术馆参访：“纵观三日，因得饱览全部梁、唐、宋、元、明、淸、名迹一百六十件，亦可谓生平之一快事也。”
《书画随笔》
作者：朱省斋
出版：新锐文创.5/装帧：平装32开页
书号：9789865432/定价：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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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随笔》收入文章三十一篇，主题多为宋、元、明、清以来的书画作品，以及画家、赏鉴家等画界重要人士之小记与轶事、评论等。各赏鉴文章，除了介绍源流背景、题跋典故，也包括作者的精闢分析，是为综合面向了解诸多文物书画的重要资料。
当代知名艺术家张大千，与本书作者朱朴正是知己，书中穿插朱朴与张大千的初识、两人于海内外共同寻访“绝品”的趣事，此外〈八大山人《醉翁吟书卷》〉、〈记大风堂主人〉、〈黄山谷《伏波神祠诗书卷》〉……等文中，均与张大千及其收藏有关，于研究张大千之鉴藏上具有相当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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