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获得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图片：《常用中药速学速记图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药理论的最终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某种单一因素所促成的结果。不是单纯用“神农尝百草”，亲口品尝，或取象比类，以意求之，就能简单说明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本文要探讨的重点便是解析这诸多因素，去了解中药身上所独有的诸多标签是如何形成的。尝百草与以意求之中药是中医的基本治疗手段之一，自然界的植物、矿物、动物等皆可作为中药来使用。在众多的中药中，又以植物药为多，所以古人又称中药为本草，讲述中药的古籍也多以本草为名。说起中药是从何而来的，或者说古人是如何发现植物等自然界之物的药用价值的，好多人会想起《淮南子》中所讲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但神农尝百草的最初目的恐怕不是寻找药物，而是在寻找食物。因为在食不果腹的远古时期，日常饮食尚不能解决，又谈何寻找药物。一日而遇七十毒，正是在辨别植物是否可食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中毒反应。槟榔常用于绦虫病，蛔虫病，姜片虫病，虫积腹痛，积滞泻痢，里急后重，水肿脚气，疟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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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轨迹来看，不难想象对中药的认识必然经历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详言之，远古时期先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从大自然中寻求食物以维持生存，相比于捕获动物的困难而言，采撷植物的根、茎、皮、果实等显得方便而简单。在这个漫长的搜寻过程中，食以果腹的最简单的愿望并不会使先民趋利避害，在获得可食之物的同时，必然也会遭受到不可食之物带来的机体不良反应。但是，随着这种遭遇不良反应经验的逐渐积累，使主动地寻求可食之物以趋利避害成为可能。三七常用于咯血，吐血，衄血，便血，崩漏，外伤出血，胸腹刺痛，跌扑肿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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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献的缺如，我们无法直接地了解到远古时期的情况，但后世一些文献中却有部分隐约的记载。例如，西汉陆贾《新语·道基》中载:”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谷。”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蟾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古人有崇圣依托之风，正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这些文献中所讲的神农，实际上便是上古先民的代名词。长期的实践经验与逐渐形成的趋利避害的择食原则，使先民拥有了日趋相对固定的食物谱。药食同源，先民在长期食用某种食物时，或许会发现它对身体某种疾病的治疗效果。但这种效果，远远没有能给机体带来相对强烈反应的动植物明显。因此，先民在寻求食物过程中发现的使机体产生不良反应的动植物，并不一定是完全被先民抛弃，而是或许会因为某些毒物在带来不良反应的同时也产生某种治疗效果，而被保留下来。附子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若内服过量，或炮制、煎煮方法不当，可引起中毒。（图片：《常用中药速学速记图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例如，可以利用引起下泻不良反应的毒物来治疗便秘。而且，逐渐成为有别于“食”的独特的“药”，正如《淮南子·主术训》所云:“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笔者按:即附子之毒)，然而良医汇而藏之，有所用也。”也正是因为毒与药在中药形成之初的密切关联性，(尚书·说命篇》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是指服用某些中药治疗疾病时，在取得治疗效果的同时，也会伴随出现--些不良反应。独活祛风除湿，通痹止痛。常用于风寒湿痹，风寒挟湿表证，少阴伏风头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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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药物逐渐从食物中脱离出来并形成相对独立系统的过程，必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偏性较大、作用相对较强烈，甚至是给机体带来不良反应的类药物，无疑促进和加速了这个进程。从这个角度讲，药即毒，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正是因为其不具备日常食物所拥有的相对平和、稳定的性质。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在后代的文献中，《史记·留候世家》中云:“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治病之药为毒药，药即毒。中医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认识，例如,《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云:“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王冰注日:“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称谓之毒药也。”《素问·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云:“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明代张景岳在其《类经》中云:“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为毒药。”蒲黄常用于吐血，衄血，咯血，崩漏，外伤出血，经闭痛经，胸腹刺痛，跌扑肿痛，血淋涩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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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药逐渐从食物中脱离出来作为治病之用，人们会更加意识到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等是可以用来治病的，所以会更加主动地、积极地去寻找治病之物，经过漫长的实践和不断总结，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具体中药的治疗作用，在患有某种疾病时会主动使用某种或几种中药进行治疗。那么古人是如何去寻找的?难道都是尝出来的?中医理论的形成有两种重要方式，一是实践，一是推理。中药也是如此。早期对中药功效的认识肯定是通过亲口品尝等实践方式而获得的，但当实践经验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古人会自然而然地去思考--系列问题，比如，中药的生长环境、形态、颜色、气味等和它的功效之间有何联系?是不是具有类似生长环境、形态、颜色和气味的其他中药也有类似的功效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复杂的联想和类比。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图片：《常用中药速学速记图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一旦形成这种类比思维后，当古人面对未知的中药时，会根据已有的对其他中药的认识来预判它的功效，有了预判之后再通过实践去检验它是否真的具有这种功效，目的性更强了。如果推理所作的预判与实践相符，那么就可以将其功效确定下来而加以应用;如果不相符，就会随着实践而被慢慢抛弃不用了。可以说，中药的发现与应用就是这样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我们决不能说以意求之的类比推理预判百发百中，完全正确，只能说这些预判中与实践相符的被留了下来，不相符的都被逐渐淘汰了。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种以意求之的思维作为认识中药的终极思维，认为所有中药的功效都是由此而判定的，而应该客观地评价它在认识中药过程中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预判作用，以及它与实践的暗合和矛盾。龙骨主治心悸怔忡，失眠健忘，惊痫癫狂，头晕目眩，自汗盗汗，遗精遗尿，崩漏带下，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及湿疮。
（图片：《新编中国药材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举例来讲，金汁是明清医家经常用的治疗温病的中药，是将大便装人瓷瓶内埋于地下待化成汁后使用。一说是用棕皮棉纸，上铺黄土，淋粪滤汁，入瓷器内埋土中，待一年有余，清若泉水全无秽气时取出使用。我想大概不会有人主动去品尝大便的味道，即使是寻找治疗温病的清热解毒药，也不会漫无目的到去品尝大便。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古人对小便、大便、金汁等功效的定义源于我刚刚讲过的以意取之而获得的预判。具体说来，许多清热解毒的中药往往都是黄颜色的，例如大家经常见的连翘和金银花，大便色黄，所以可能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另外，大便从后阴而出，加工金汁时需要埋于至阴之地下，而且往往是历寒冬腊月而成，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它与阴相类似，具有阴寒之气，热者寒之，所以应该可以用来清热解毒。经过这种推论，似乎金汁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理所当然，但它还必须经过临床实践的应用才能最终确定这种推论是否与实际相符。对金汁所作的推论恰巧与实践相合，所以才会被广泛应用。如若不然，早就被抛弃了。自然铜别名石髓铅、方块铜、黄铁矿、接骨丹、川然铜。用于跌打损伤，筋骨折伤，瘀肿疼痛。（图片：《新编中国药材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再如，望月沙是中医学用以明目的一味药，名字很有意境，但是知道它实际上就是兔子屎时则不免会有些失望。与金汁相似，古人对兔子屎功效的判断也是源于推理，在古人看来，嫦娥与玉兔居于月宫之中，月色明亮，兔肝、兔粪等皆禀月亮至阴之精气，人之目盲犹如夜之无月，夜得月色清辉则明，人目得阴精滋养则明。当然了，对望月沙功效的类比判断同样需要临床实践的检验，只有用之有效，才能流传下来。遗憾的是，好多人在讲中药时片面渲染以意求之的类比思维在判断中药功效过程中的作用，对临床实践对推论预判的检验作用避而不谈，很容易让人感觉中医太过玄虚和不严谨。医学与人文的双重塑造中医学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思想用来架构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人文理论体系。换言之，中医学理论中既有医学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人文思想的渗透。传统中药学理论亦不例外。古代医家对中药性味及功效的论述，既有前述中医学基本理论对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加工，又有不同时期主流文化思潮的修饰和加工。黄芪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痹，托毒排脓，敛疮生肌。
（图片：《常用中药速学速记图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以《神农本草经》为例，该书把种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种，无毒，主养生，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多服久服不伤人;中品种，有的无毒，有的有毒，无毒者可养生，有毒者可治病;下品味，有毒，主治病，不可久服。种中药的数目本身便是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渗透。《神农本草经》所谈的上品药“主养命”，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主养性”，这些术语也是道家方士所常用的。《神农本草经》中把丹砂、云母、玉泉、石钟乳、矾石等列为上品，认为服用它们能够“通神明不老”“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安五脏”“轻身不老增年”，这种阐释很明显受到了流行于当时社会的服食丹药以求长生思想的影响。这些金石类中药非但不是没有毒性，而是毒性很大，久服会让人中毒。朱砂别名丹砂、真朱、汞砂、光明砂、辰砂，甘，微寒；有毒。归心经。（图片：《新编中国药材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至于《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服用这些中药后会轻身、通神明、耐寒暑，我个人的观点是，都是一种慢性中毒反应的表现，而非真有这种疗效。轻身、不老神仙，似乎是中毒后精神恍惚的表现，是一种飘飘然的自我感觉和幻想而已，而非真实疗效。魏晋时期有服食五石散等丹药之社会风气，服用这些金石药后会使热毒积聚于内，躁热难耐，脱衣裸奔是经常之事，甚则寒冬之时还需卧冰之上以解热，不明其理的人还将其作为一种展现魏晋风度的洒脱不羁之行，实则是一种中毒反应后的不自主表现。再如，宋代之后受理学思想影响，医家开始寻找人体生命之本原所在，将命门作为人身之太极以与理学之太极相比拟。受这种文化思潮影响，明代命门学说医家将许多中药的归经定义为无形之命门，认为服用它们后会补益人身本原，而激发其他脏腑。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化包装推动了新的中药药性理论的产生，但实则没有带来质的飞跃。鳖甲常用于阴虚发热，骨蒸劳热，阴虚阳亢，头晕目眩，虚风内动，手足瘈疭，经闭，癥瘕，久疟疟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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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直接的文化加工，前述取象比类等传统文化思维对中药性效的判断和阐释，也是一种相对间接的文化加工。其实不单中药如此，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也得益于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对医疗实践经验的加工和重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将外在时空的自然规律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治疗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是时空之理与人体生命活动的比拟，还是中药自然性状与中药药性和功效之间的类比，皆是一种朴素的传统思维，是古人试图解释自身与外在自然诸多复杂现象所作的尝试，它虽然可以解释一些复杂问题的局部，但并不能阐释一切。因此，当我们面对古代医家的论述时，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尊重传统并不意味着是要尽信古人。清代张志聪曾在其《本草崇原》“羊踯躅花”条中云:“闹羊花羊食之则死，缘此花有毒故也，谓同气相感而受毒，此说似属蛇足，不必参究至此。”张志聪认为羊食用闹羊花后死亡，并不是因为羊与闹羊花两者“同气相感”，而是闹羊花本身就有毒。古人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保守和墨守成规，他们也一直在反思他们之前的古人，这种态度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保持和发扬，这应该也是中医现代化所应有的一种基本态度。麝香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常用于热病神昏，中风痰厥，气郁暴厥，中恶昏迷，经闭，癥瘕，难产死胎，胸痹心痛，心腹暴痛，跌扑伤痛，痹痛麻木，痈肿瘰疬，咽喉肿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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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所论，传统中药理论的形成是医疗实践、传统文化思维与哲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认识中药理论时，首先，需要明辨各种因素在中药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到的先后与主辅作用;其次，需要很清晰地认识到古人阐释中药性效的多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假说”的阶段，每种假说都有其适用范围与局限性，但古人对其却鲜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古人已有的假说也不足以解释中药得以发挥效用的全部，诚如清代医家徐灵胎所言:“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有充分认识到中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并加以客观评价，中药理论的现代研究才会更加稳妥。文章选自《医义溯源》，点击图片获取更多内容▼本文内容选自《医义溯源》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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