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颜斶，你过来！”
“大王，你过来！”
齐宣王很不高兴。
齐国的大臣们也十分尴尬，于是连忙打圆场：“国君是君，你是臣。你怎么能让国君亲自迎接你呢！”
颜斶却满不在乎。
“如果我上前，那是我羡慕国君的权位；如果国君亲自迎接我，那是国君礼贤下士。请问，那个对国君更好呢？”
被颜斶奚落一番的齐宣王自然心有不甘，他继续向颜斶发难：“难道先生觉得士比国君更尊贵吗？”
“当年秦君曾下令，倘若有人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内打柴，格杀勿论；倘若有人砍下齐国国君的脑袋，封万户侯，赐万金。看来，一国之君的头颅居然抵不过去世士人的坟堆！”
齐宣王无言以对，急忙躬身施礼说：“先生大才，请为我师。寡人可让先生与寡人一起食肉乘车！”
颜斶冷笑道：“我情愿回归山野，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成语“安步当车”的典故）！”
说罢，颜斶扬长而去。
故事二：
公子击看见是父亲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的车队，于是急忙下车，伏身便拜。然而田子方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公子击有一点儿尴尬，也有一些气愤。按照礼仪，公子击先向田子方行礼已经是给予了极大的尊敬。但田子方却不还礼，这就让公子击很挂不住。
“从来都是富贵的人自高自大，难道贫贱的人也可以吗？”公子击嘟囔着说。
“当然贫贱的人有资本自高自大！”田子方说，“国君自大，就会失国；大夫自大，就会失家！国没了，谁还会把国君当回事？家没了，谁会把大夫当回事？倒是我们这是士，不被重用，提鞋就走，到哪儿都不改原本的身份。公子，您说谁有资本自高自大？”
公子击再次伏拜。
故事三：
一次，孟子拜见齐宣王。
孟子问：“国君有一位臣子，出使楚国前将妻子儿女托付给了他的朋友照顾。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却使他的妻子儿女忍饥挨饿，这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绝交！”
孟子又问：“国君有一位司法官，不能管理好他的下属，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那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罢免！”
孟子再问：“如果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百姓们贫困交加，那该怎么办？”
齐宣王无可奈何，讪讪地问周围的大臣：“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成语“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典故）？
故事四：
孟子在魏国都城大梁游历时，曾与当时的魏惠王有过多次会面。魏惠王也向孟子请教了一些治理国家的问题。在《孟子.梁惠王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魏惠王问孟子：“寡人对于国事可以算尽心尽力了。但为什么邻国的百姓还是不愿意投奔到魏国？请先生教我！”
孟子回答说：“国君您讨伐四方，那我就用打仗打个比方。战鼓敲响时，战士们勇往直前。但是总有些丢盔弃甲，回头逃跑的。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了下来；有的则跑了一百步才站住。跑五十步的嘲笑跑一百步的，说他们是胆小鬼。请国君想想，他这样讥笑别人应该的吗（成语“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
“当然不应该，同样是逃跑，同样是怯战！”
“国君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怎么还能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的国君更高明呢？”
魏惠王默然。
呵呵，作为士人，可以对掌权者出言批评，甚至大加讽刺，真是胆大包天！
奇怪吗？
不奇怪。奇怪是因为我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太熟悉了，我们对曹操杀孔融太熟悉了，我们对司马昭杀嵇康太熟悉了。还有唐太宗，他看到进京赴考的士人们，曾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看到了吧，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君明主居然给士人们设下的是圈套！最黑暗的时代是明朝，士人们不仅只有下跪的份儿，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扒下裤子打廷杖。
真是斯文扫地！
如此看来，战国的士人们是幸福的。那么，什么是“士”？为什么战国的掌权者们对士人如此的包容和尊敬呢？
正如上文所说，西周是天子的时代，春秋前期是诸侯的时代，春秋后期是大夫的时代。战国，特别是战国的中后期是士的时代。
中国封建制在西周走向成熟。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贵族被分为四个等级，即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天子拥有的是天下，诸侯拥有的是邦国，大夫拥有的是家。天子将天下划分成若干个邦国，称为“封”。然后指定一个管理这个邦国的国君（即诸侯），称为“建”，合起来就是“封建”。诸侯用同样的方法分封大夫，这就构成了“家”。可见，当时“国”和“家”是两个概念，与今天的意义大不相同。
那么，“士”有什么？一柄剑，或者说是贵族的身份，仅此而已。
然而，既然是贵族，就应该具备贵族的精神。那么什么贵族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堂堂正正，遇到危难时更要堂堂正正。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宁愿被叛军剁成肉酱，象征着贵族身份的冠也不能带歪了。这不是迂腐，而是执著，对贵族精神的执著。再比如后文中要讲到的豫让，宁可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也不肯靠欺骗的手段刺杀仇敌赵无恤。
这是贵族精神，君子风度，道德至上！但到了战国，就成了平民思维，小人嘴脸，道德沦丧。
是士人们集体堕落了吗？
不是。
是士阶层的“颜色”发生变化了吗？
是的。
战国时期，“士”已经不再是贵族身份的概念，而是一种职业。另外士的群体除了本来就拥有“士”身份的贵族外，还有一些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平民加入其中。在西周和春秋，只有贵族才有受教的权力。比如天子的学宫叫做“辟雍”，诸侯的学宫叫做“泮宫”等等，主要讲授的是礼、乐、射、御、书、术，合称“六艺”。之后孔子开创了私人教学的先河，并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这就让为数不少的平民也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之后，墨子、孟子、荀子等士人的代表也步其后尘，开始广收门徒信众。于是，中国历史上被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由此开端。
然而，平民接受教育，培养出来的不是贵族范儿，而是暴发户心态。其实仔细想想也正常，贵族吃喝不愁，吃饱肚子大谈礼仪道德恰恰证明了“哲学是贵族的学问”这句话。但平民看重的实际利益，讲道德当口号喊喊是可以的，去认真实践道德是不可以的。
我们认为孔子、墨子等人的道德是高尚的，志向是高远的。但影响战国局势的，也包括毛遂、冯谖，甚至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
这是时代的悖论么？也不是。相比一般的平民，他们有文化，有见识，基本不用土里刨食；相比各国的国君和卿大夫，他们无领地，无负担，正如田子方对公子击所言：老子高兴就帮你，不高兴就仗剑走天涯，看谁损失大！士人要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平天下”是士人的目标，至于在哪里“齐家”、在哪里“治国”则无所谓。于是乎，士人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国的朝堂之上以游说各国政要，朝秦暮楚成为知识阶层的常态。纵观中国三千七百年的历史，知识分子能够拥有如此的言论自由和肉体自由的，也只有二十世纪的前半段可以与之媲美了。
（二十世纪前半段与战国时代的比较由于某些原因将不再陈述，故此处省略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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