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海英，女，河南尉氏人，云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诗学名栏主持人：张桃洲刘洁岷摘要：针对当下一些知名诗人积极写作“里程碑式”长诗文本的现象，以柏桦《水绘仙侣-：冒辟疆与董小宛》、欧阳江河的《凤凰》、萧开愚《内地研究》、西川《万寿》等最近的几部长诗为例，可分析他们的写作抱负、写作特点、诗体模式和审美属性，以查看当前长诗写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是长诗文体创新的华而不实，他们所实验的元诗歌写作、史诗写作、地方志写作和百科全书式写作，均显露出勉力而为的窘蹙；二是创作者艺术感知力与创造力的明显消竭，这些长诗文本的艺术水准不仅远未达至他们之前的优秀之作，且多呈粗糙生硬之相；三是诗学理念与创作实绩之间的严重脱节；四是被评价过程中过多的虚与委蛇与牵强附会。在此过程中，可进一步探析当下长诗写作中普遍出现此类问题的动机或缘由。关键词：长诗；元诗歌；反史诗；地方性；柏桦；欧阳江河；萧开愚；西川长诗写作，在近几年来很令人瞩目。一批年代成名的诗人，柏桦、欧阳江河、萧开愚、西川等都陆续有长诗作品出现。据与一些诗人的私下交流得知，还有不少人正在长诗写作的进行中，或许很快就会有另一批文本出现。诗人们的意图在长诗文本中毕露无遗：柏桦在重启某种中国文人士子的内在追求，欧阳江河试图为我们这个民族重塑某种崇高精神，西川用新历史主义的态度以诗歌完成一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萧开愚似乎要站在地方志的某个支点上把脉当下社会的种种症候。至于技巧上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可谓穷尽了现代诗歌写作的种种，这其中有对百科全书式巨大文本的追求，有对元诗歌写作的探索，更有创造史诗写作的幻象……这些长诗一经推出，皆在诗歌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并获得广泛的赞誉。①然而，作为一个阅读者，我感受到的却是这些长诗文本里面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语言的美感变得极为艰难，其次是言说的诗意极为扭结，再次是经验的内化非常生硬，同时也没有接受到“负审美”或“恶之力”应该带来的震惊。此外，我个体对诗歌文本真实感受与已有的某些知名评论家的观点也存在很大偏差，比如被誉为“当代史诗”的文本，而我恰恰认为是反史诗的。因此，本文以几位知名诗人最近几年的“长诗”文本为例，分析他们的写作特点、诗体模式和审美属性，并非是一次自负的诊断，仅是期望了解当下长诗写作的因由与现象，并诚实地说出自己的观察与疑惑。一、“元诗歌”还是“导游解说员”？这些长诗文本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大量的、事无巨细的注解和过度阐释。欧阳江河注释版的《凤凰》一书中，吴晓东教授的“元批评”几乎对每个句子都做了注释，详细介绍了该诗创作的起因、经过以及每句诗可能包含的指向与意义。柏桦在长诗《史记：—》中加了更多的注释，有对那个历史阶段出现并风行的词语的梳理，比如“检查”、“革命”、“老三篇”、“政治学习”、“不爱红装爱武装”、“大寨”、“神仙会”、“斗私批修”、“革命委员会”等；有对某些事物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特殊性进行放大，如“掏粪工”、“厕所”、“赤脚医生”等；更不缺个体生命经历的复述，比如“上学”等。而他的《水绘仙侣—：冒辟疆与董小宛》（以下简称《水绘仙侣》）一书由四部分组成：序（江弱水作）、一首长诗、99个注释、一篇近三万字的评论式附录（余夏云作），其中的99个注释多达十几万字。诗人如此大量地使用“注释”，其目的何在？欧阳江河说，他的意图是恢复某些“中国的古传统”，并提高阅读诗歌的门槛，“这个恢复（中国古传统的努力）又把这个注、批评、阐释、阅读、开放性，包括李陀的两个序放在里面，构成了一个词序的序列，这个序列非常有意思，呈现了一种多样性和开放性。而且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提高诗歌文本阅读的门槛，不是降低。”［1］柏桦的意图，则是达到“精确”：“我需要经手处理的只是成千上万的材料(当然也可以说是扣子)，如麻雀、苍蝇、猪儿、钢铁、水稻、酱油、粪肥……这些超现实中的现实有它们各自精确的历史地位。在此，我的任务就是让它们各就各位，并提醒读者注意它们那恰到好处的位置。如果位置对了，也就勿需多说了，犹如‘辞达而已矣’。”［2］从几位诗人的创作意图和文本实现看，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诗学意图，其中之一是探索“元诗歌”的创作。但其效果如何？我们以柏桦的创作为例。按照张枣的说法，柏桦是从一开始写作就具有“元诗歌”意识的诗人，他敢于“展露写者姿态和诗学理想，并使其本身成为最具说服力的人文感召力的诗意暗喻。”［3］《史记：—》与《水绘仙侣》这两部著作中，柏桦所引资料包括文史哲与报章杂志，看起来很是详瞻，似乎要在“互文”中完成对某种历史本质或人之本质的呈现。从文本来看，柏桦做的互文工作主要是“引证”：《史记：—》引证的文本主要是旧报刊杂志；《水绘仙侣》中“诗”的部分引证的前文本是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注释”部分引证的前文本主要是胡兰成的著作，具体到不同的方面则是引证各方面的名人名作，“心理时间”这样的哲学命题引证柏格森，现实主义方面引证杜甫，浪漫主义方面引证李白，现代主义方面引证艾略特、布罗茨基……从叙述意义上讲，这四个部分是相互参照的，序言与诗歌，诗歌与注释，评论与诗歌，评论与注释，都在互相说明，呈现出的是一个几乎没有歧义的大解说。以文本为例：家居25人之一生：春夏秋冬26。很快，你发现了新的喜乐：女红。饮食、财务及管理27。子曰：“仁者静”28。你就在静中洒扫庭除29并亲操这份生活。“其德性举止，乃非常人。”30家务是安详的，余闲情也有情31：白日，我们在湖面荡舟。逸乐和洗钵池32最让人流连；夜里，我们在凉亭里私语，直到雾重月斜33，直到寒意轻袭我们的身子。34曾记得多少数不清的良夜，你长饮、说话，若燕语呢喃35，而我不胜酒力，常以茶代酒36。有时，我们又玩别的游戏，譬如读诗或抄写37：“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38。”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闻风相悦39，只为唯美，只为消得这水绘的永夜40。“家居”这部分中，共有三小节20行，注释为15个计30个页面。我们先来分析文本，然后观照注释及注释与文本的关系。就文本内容来讲，并不存在阅读上的障碍，每个句子都清楚明白地在转喻的横向轴上指向了“爱情与婚姻”完美结合之后的美满状态上，这一美满状态覆盖的范围，既有日常柴米油盐的“安详”，也有琴棋书画的“闲情”，既是举案齐眉又是两情相悦。这是对一种理想婚姻描述，你情我浓并无特异之处。文本诗意则极为平淡。语言上可以说是陈词滥调的汇聚，选用我们已经形成惯性思维的词语来指向所谓的“人生”、“女德”、“闲情逸致”、“恩爱”、“风情卓绝”时，完全没有对这些词语涵义进行新维度上的开掘。结构上，第一小节看似挪用了一个大词“人生”，把整个结构置于大命题之下，第二小节在伦理的赞扬中把叙述对象置于光辉之下，然后第三节平铺而下地讲述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的“理想生活”，节与节之间的勾连很平淡，毫无曲折与张力。而这种理想生活，不过是一个未亡人对逝者的追思罢了。从技术性上讲，或许可以称之为是注解性元叙述。柏桦的注解性元叙述不止是一个局部技术，除了对一个词汇、一句话、一段文字、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完成叙述后要加一段甚至是一篇注解说明去补正含义之外，诗人还不断地直接站出来去揭示他之所以要注释的动机，对所言之物进行揭伪示秘。这样做的效果，明的是把两个文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暗的是把隐喻意义、象征意义含在里面。在其逻辑关联上，是按照时间的连续性，从古论到今，对不同时期的同一事物进行比对，把事物内在的矛盾性与一致性的东西凸显出来，想从本质上揭示时代、命运、人物具有的普遍性。可这节诗歌文本多达30个页面的15个注释里，是繁复细致地讲述其对“家居”、“人生”、“女红”、“饮食”、“女德”、“闲情”等事物的理解，期间洋洋洒洒地引证中国古典诗文《春日田园作》《鸟鸣涧》（王维）、《陇西行》《新嫁娘》②（王建）、《客至》《江汉》《宿府》（杜甫）、《逸园放生歌》（施闰章）、《幽梦影》（张潮）等，西方经典诗歌文本《白夜》（帕斯捷尔纳克）、《论闲逸》（蒙田）等，现代才子佳人胡兰成和张爱玲（胡的《山河岁月》与《禅是一枝花》，张的《自己的文章》），以及诗人自个儿的一些相关短诗，当然还有其前文本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与李孝悌的《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这些前文本的指向皆在说明董是一位“德艺双全，福慧双修”的好女子，这个好女子不仅“好”在其美貌资质与持家才能的卓绝，更“好”在同时能把俗常的家庭生活打造得充满甜蜜的、诗意的、醉人的艺术气息。但我们知道，即便没有这些注释甚至没有诗人的重新讲述，我们仅仅根据关于董小宛的种种传说也会获得这些知识，柏桦的这些材料不过是增强了一点儿已有的固化的印象而已。在柏桦把这样一堆历史材料转化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其目的自然不仅仅是再次复述一下故事而已。我们再来看诗人的目标。柏桦说《水绘仙侣》选择晚明冒董二人的小世界是要“对个体生命做一番本体论的思考”，并阐释“逸乐也是一种文学观”。因为他认为“逸乐作为一种合情理的价值观或文学观长期遭受道德律令的压抑，我期望这个文本能使读者重新思考和理解逸乐的价值，并将它与个人真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4］。那么诗人是否实现了他的目标呢？“逸乐”精神，不是今天的发明，这是中国文人骨子里的情结。“逸乐”在宋代达到了它的顶峰，这和当时的文化、经济、社会语境都有极大的相关性，到明末时再次掀起风潮，其中却有许多“不得已”的情愫在里面。因为在晚明时期，“逸乐”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生活状态，和那个时期的社会价值、人生理想、生活观念的嬗变保持着历史的一贯性。由于政治避祸和经济发展，士人阶层逐渐出现了一种“生活美学”的观念，如以钱谦益、陈继儒等为代表的提倡“一人独享之乐”的精致优雅的“生活美学”，以李渔等为代表的倡导以“闲情”和“慧眼”看待生活、经营生活的“大众生活美学”。这些上层文人士大夫成为探索和践行“生活美学”的主体力量，投身于个人化的日常生活、物质体验中，以“快乐”为人生和生活的主题，追求感官和趣味的满足，并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5］诗人选取的是秦淮名妓“董小宛”与江南才子“冒辟疆”为叙说对象，这里面就有极大的矛盾性。才子佳人的风流缱绻一旦变成了夫妻恩爱，那么精神上的自由与感官的愉悦便自然而然地转换为操持家务的辛劳和遵守婚姻契约的约束，“逸乐”最本质的精神也便荡然无存了。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尽管诗人竭力以展现冒董二人（以及他们身边的小圈子）的优雅与逸乐，把一对才子佳人的爱情泯化到“对于时光流逝，良辰美景以及友谊和爱情的缠绵与轻叹”。我们偏偏看到了怀才不遇的忿忿不平与落落寡欢，其实晚明士子才人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传统”的浪漫行动中（周作人的观点）总是深藏着“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纠结（鲁迅的观点），即便是李渔那样的生活艺术家，也不过是“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那么，这里所谓“逸乐”精神的重说、解说，以及不厌其烦的细节设计，除了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之外，还有什么？或许诗人所想达到的是艾柯所言“双重译码”的效果：一方面诗人对其他著名文本的直接引用，或是对那些文本的几近直白的指涉；另一方面直接向读者发话，体现文本对自身特质的反思，意图实现同时照顾“少数精英和普通大众”的效果。［6］其实诗人是用互文也好，用元叙述也好，都好理解，因为互文不仅仅是写作的一种现象，也是写作的基本机制和存在原因。在创作之前进行互文性构思，说明作家有明确的意识要在一个宽广的视角下利用更充分的资源去创造一个具有综合性包容性的巨著，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使创造性个性化的东西减少。那么，一个文本中使用“注释”，最基本目的应是在文本中发挥它的有效性。但《水绘仙侣》的许多注释让人困惑，它是为了使文本更深刻、更复杂、更丰富？或是为了起结构上的、意义上的“关节”作用？或是为了制造某种非注释不能达到的效果？这些似乎都没有达到。退而求其次，它拟想的读者是谁？不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外国人，未来的可能对历史模糊的中国人？固然读者以及潜在读者的在场或者缺席并不重要，然而如果文本本身的写作意图并不明确进而呈现出含糊和雾化的样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诗歌文本本身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场。显然，今天的读者对那些被注释的“事物”并不陌生，但诗人像个热情的“导游解说员”，生怕我们对眼前的风景缺少发现、不会欣赏，不厌其烦地在那儿指指点点，不时地制造陈词滥调的暴力灌输，比如那些反复解释的“春夏秋冬”、“仁者静”、“洒扫庭除”、“燕语呢喃”、“闻风相悦”等词条，最终成为毫无张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废料。二、“历史想象”还是“提线木偶”？西川也是一个对“晚世”怀有特别兴趣的诗人。如果说柏桦倾情“晚明”，想写“一部古代中国文人思想和生活的总志”［7］，那么西川则要依托“晚清”完成一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如果说《水绘仙侣》是在展现历史风云际会中诉说个人的命运与际遇，《万寿》则更像是有意展现一个覆盖从晚清到现代的历史事件、风俗习惯、风云人物共时的历史场面。现代文学中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创作，最开始是在小说领域，“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8］。其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在“传统现实主义衰落之后，对叙事的多种可能性进行试验的一种方法，也是小说在各种各样的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传媒中寻找自身新的价值的独立价值的尝试”。就像在普鲁斯特、卡尔维诺的小说中，“对生活经验的叙述性探索与对叙述形式本身的探索构成了小说的双重主题”［9］。当这样一种探索方式用于现代诗歌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西川似乎有着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意识，他对历史进程中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事物都有着特别兴趣。《万寿》涉及到的历史事件至少包括：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太平天国运动、传教士入华引起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变化、印度与鸦片贸易、革命政变等；文化现象：戏园子代表的黑白两道、黄色读物与文明的多样性、天象预兆、“土产”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夭折、男扮女装的戏剧艺术等；风云人物：康有为、郑孝胥、庄士敦、利玛窦、康熙、艾儒略、洪秀全、萧朝贵、赛金花、隆裕、慈禧、辜鸿铭，还有得了诺奖的莫言。如此包罗万象，目的是“有意要进人历史内部，有意揭示交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内部复杂的人性、文化逻辑”［10］。这是常见百科全书式文本的雄心，他也着力于去抓取这些内容：（1）扮作小媳妇的人挺不出乳房却准备登场，头戴点蓝银凤冠，手持红缨枪又叫长矛。为假女人叫好，乃戏园子传统之一。（2）小鸡巴头一点儿胭脂红。小灯笼里的小火苗照着个小小的读书人。黄色小说装点伟大文明。——只有自己人知道。（3）康有为作《大同书》，娶小老婆，泛舟西湖复活了苏东坡泛舟西湖的情景。文明的两面：大老婆和小老婆，有如孔孟之道和黄色小说（4）海关大楼里坐着忠心耿耿的英国人，罗伯特·哈特。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外国人傍着青花瓷打盹。这些历史细节或许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的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11］。那么诗人在叙述历史时把过去的事件转变为一种叙述策略时，目的何在？西川说，是让它“帮助我们再一次想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与“其他文化对于世界和生活的想象”展开“真正的对话”，甚而进一步与“自己展开对话”。［12］愿望固然是好的，可是柏桦汇聚着衣食住行、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的互文性文本《水绘仙侣》与西川新历史主义观照下的《万寿》《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为何没有产生“百科全书式”的力量，反而变成一种信息的堆积与循环重复、复制甚至戏谑？固然这和当下语境有关，我们今天新技术时代，借助电脑网络，各种信息传递似乎都变为即时的了。我们如果为了获得“知识”，文学文本肯定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便捷的，如果不能进行新知识的传递，“百科全书式”其实是无效的。此外，百科全书不仅仅是知识的汇编，狄德罗编写《百科全书》时，汇编的不仅是知识，他更是从涌现的大量新知识中看到了所处时代的症结所在。诗歌创作中，将历史、社会、时代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聚合则特别需要个人功力的驾驭，不仅要把思想、精神、材料、词汇等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且要成功地转化为诗歌经验。《万寿》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从内容上来讲，尽管诗人试图把晚清至现代的人物、风俗、事件囊括在一起，可他是以直接植入的方式把它们简单罗列，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并不形成意义上或呼应或对峙或增殖或消解等关系，更像是一种无序的堆砌。杂乱的历史材料在未经加工的状态下是无意义的，一组特殊的历史素材在诗人的想象建构和经验提炼中，无疑需要赋予特殊的意义，“从纯形式的角度来看，历史叙事不仅是对其所报道事件的一种复制，而且也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系统，它指引我们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找到有关那些时间结构的一种像标”［11］。可在《万寿》中，诗人给予他所罗列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情形的态度与情感，多半时候是模糊的暧昧的，比如说，作为士大夫的康有为一面“作《大同书》”一面“娶小老婆”这样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原本是可以引导我们去发现与此相关的文化、文明、习俗等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本质，然而诗人却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文明的两面”，并用“大老婆和小老婆”与“孔孟之道和黄色小说”作为戏谑。这是西川语言的一贯作风，随意混合“箴言”语式与油滑修辞：一方面通过复述历史中某些通常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件把语言制作成一本正经的警世箴言，一方面又通过抖露各种历史八卦和小段子把语言变成毫无重量的油嘴滑舌。诗歌不是不可以幽默，但它至少不能沦为轻浮好笑的段子，诗歌中幽默运用得好时完完全全可以直抵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而不是油嘴滑舌地把语言上、诗意上、观念上的“轻”和“重”不加分类地随意抛掷。与此同时，更要命的地方是该文本因为在“戏说历史”中的游戏态度，呈现的是“破碎且无创见的历史观”，既然文本选择从晚清到现代至当下这段时间作为历史语境，那么与文本同时复现的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物的名称，都应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诗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某种理解甚或思索，但“从该诗中丝毫看不出一个写作者本应有的对晚清以来历史的深刻理解或洞见”。［13］最后，作为诗歌创作，诗人理应很清楚，不是所有的历史素材都可以转化为诗歌素材，可以转化为诗歌的素材也不是简单地排列下去就可以结构为诗。诗歌从本源上讲，不管选用何种材料作为言说之物，其关键的地方是材料要在每一处发挥其诗意，局部的诗意还必须相互应和着形成一个整体的诗意。如果仅仅是传达一些历史信息、一些逸闻趣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表述方式，比如历史传奇或历史演义，在这一点上，它们似乎更有效。然而《万寿》却“类似于一篇篇用诗写成的读史札记”，仿佛是从一个历史的书袋中抽取的一些卡片，被诗人变戏法般耍成了一把扑克牌。其“诗歌想象力”与“历史想象力”几乎没发生有效的关联，我们既不能通过细节去证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能从大的意义上（如国家、民族和文化）上去把握那些值得我们把握的人类传统与记忆之物，就连反思的依据也被嬉笑掉了。那么重构历史、重述历史、想象历史，有何意义？西川在一篇访谈中也无意中透露过写作此事物的隐在动因：“我现在就实话跟你说：头两天有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到我们那儿交流，他讲到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区别。据他的看法，当代和现代的区别首先在于：当代艺术具有历史指涉，也就是多多少少你得处理政治问题；现代文学和艺术才只处理文学艺术问题……你走遍全世界，所有好的作家、诗人都在谈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我不进入，那好，那你就别着急了，说怎么不带我玩儿啊？对不起，不带你，因为你不关心，不谈论这个。”［14］此段心声不仅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西川不仅没有作为一个诗人应有的骄傲的自主性意识，更有着流俗与轻易被误导的倾向。走向群体意味着个体的消亡，诗歌恰恰要处在“个体性”的基础上。被动仓促接受某种貌似主流的思考，于是诞生了仓促写就的局促文本。而且，在诗人说来，似乎自己俨然成了一个先锋人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向着“优秀作家和优秀诗人”高歌前进了——借用“历史”“/传统”作为“想象”的支点去开扩人类的认知范围。然而这个噱头中遮掩的恰恰是想象力的危机，“历史”像一个“提线木偶”被提溜着随意耍弄。三、“超觉接触”还是“信息堆积”？萧开愚早就谈论过这种写作现象：“很久以来，我们写作的资料主要出自三个方面，风景、爱情和书面文献。我们巧妙地用修辞术改造了风景、爱情和各类文学或历史典故的含义，使其变得美丽中藏有‘恶意’。诗人的改造将诗作制造成曲折、隐蔽、晦涩而又人人能懂的象征系统，作品的确因为‘全体隐喻’而多了一层意思，诗人的兴趣点多数布置在暗指的一层意思上，但是其弊端显而易见，我们无法在作品遇到正面写作必然陷入的困境和阶梯，换言之，风景和爱情作为屏障遮蔽了诗人本来想要看见观察、透视的目标区域，爱情和风景反倒成了粘满污汁的牺牲品。”［15］当一些人扭过脸不去理睬现实土壤中暗藏的沟壑，以便返回前工业时代的那种安全的社会环境、风俗、神话或语言风格的时候，萧开愚曾把目光锁定在极具难度的“地方性”上。在回到地方性或者说以地方性为立足点处理我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性、伦理关系、生产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物种、气候、风土、血缘、家庭等生命经验之过程中，萧开愚要探讨的是地方秩序中深层的生理与心理结构，以便摸索到人性恶变的病因。他的长诗《内地研究》某种程度上说延续了之前的《破烂的田野》，同样指向当下我们所置身的时刻，不过却进行了挖井钻头式的开掘。该诗对河南、山西、陕西三地展开“调查”：以“地质队”混合着“考古队”方式，进行一场关于文化、经济、政治、工业和人的“无律反复”，对其“兽性流动和自毁豹变因缘”进行“超觉接触”。虽然明确把“内地”限定在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三个省，但我们知道所谓的“内地”在中国其复杂性是超乎想象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文化方面。这块区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原本是一个“核心”地区，而在新时期（尤指年代以后）却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变化，像一种慢性病。比如说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其演变过程从未像沿海地区那样迅猛也不会像边疆地区那样坚固，海外的风即便是猛烈凌厉的，在吹遍了沿海地区之后进入内地也早已减势为轻风一缕，它可能会使身体发肤有所感知，但很难吹到人的心窝和脑袋中去，从城市吹到乡下又得一些时日，你很容易发现，新事物虽不断出现，但旧的习俗巍然屹立，就像穿着婚纱拜天地。正是这种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此地域如果产生病变，其病症会很复杂：“从豫东到豫西，并没移植到南方的戾气，在囫囵的午睡中，在忘我的夜睡中，很多地方在争吵中，在谅解中，一个接一个一样地解体容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经济运作、社会风气以及思想意识，都是探不到底的“渊薮”：农业种植在科技致富的掩饰下进行的是恶性破坏，财政数据在政策条文的编织中真假难辨，工业建设在“蛮性翻覆”中全是漏洞，传统文化和道德礼仪在贫穷的羞辱里摇身为廉价的娼妓……这些“渊薮”每一个都被装饰得流光溢彩，流光溢彩之下却是一个被各种病毒交叉感染的接近枯槁的实体：略加辨识，谨以河南为例。只有河南，财税立项透明。黄淮汉海四大水系，授受上下东西两股利益。郑州适中稠密，市县记得根基，过亿忧患籍贯尔尔，早睡继以晚起，日常的厉害只是日常经济的一点警惕。钱国玉厅长的报告排除经济反驳派的危耸，怠慢农业披沥的怔忡。不弄沿海的高，但捋平中的层，为葱茏这些薄田和薄面，轩轾那些纵横和中计。税收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年，87.6%，年，69.5%。县级落到56.7%，矮于全省12.7%。县级非税收入蹿升，小税种税去的结合未获留意。主体税种长得快不及税收总量长得陡，年减2%以上，与国均维持3％的差距，财政岁入赫然不稳。土地的使用税、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年，狂突%、58.4%、61.9%，立椎开掉的低头和房子销掉的举头并不计作亏损。莫非无产者的老本不抵成本？无产者的本金是他的泥巴身体，每枚硬币洞穿了一具。该诗的五个部分中，前四个部分中很多细节是由政府报告中的财政报告、经济指数、工业建设、农业发展与少年犯、艾滋病、黑煤窑等新闻事件转述而来，第五部分以附录的形式，命名为“五个动机的无律反复”。哪五个动机？我个人认为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性的一个“调查研究”（尽管诗人说对应的是“金木水火土”）。此文本具有强烈的新闻气息，其中关于“少年犯”的转述直接来自于一个新闻报道，关于GDP、税收立项、高铁建设、转基因农作物、上访、矿难、生态环境等材料的语式、节奏、叙述策略以及抒情方式，都有新闻体的强烈气息。为何要以“新闻报道”为次级文本？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新闻报道的价值无法超越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那一刻，它只存在于那一刻，即刻向它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16］萧开愚是要以这种本质上荒诞、虚构的即时性材料作为诗歌材料，从看似各不相关的事物中，呈现出一个地区（内地）的“日记”？当然，萧开愚的抱负不止于此，“三地本是留白，影射旁边的硬黑，/顺带四面边缘，层级深阔的空缺”。“内地”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至少它是一种普遍的蔓延在各处的问题。可见《内地研究》想做的是要把宏观的结构框架（上层建筑）与个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框架的变迁以及它对个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全景式地展示出来。就像威廉姆斯的长诗《佩特森》，发掘出地方、文化、经济、技术等社会因素之间盘根错节的过程中所构成的合力是如何形塑了一个人“佩特森”（和一座城）的境况。确实，威廉姆斯塑造的佩特森的自我形象、他的良知以及心智的成长，他的恐惧、憎恶、爱恨情仇等等情感和心态，都和他所处的社会生活历程和社会情感密切相关。但萧开愚所塑造的盗窃集装箱的“少年犯”与“内地”却都不算成功，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把新闻话语转化为诗歌话语。新闻和诗歌的叙述技巧中，尽管都可以对各种事件进行突兀并置或罗列，但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差异的。比如说时间性，时间性是新闻事件本身最主要的一种构成要素，可新闻的时间性是最缺少真实性和同时性的，山西的矿难事件、河南的假药制作事件、上海发生的少年抢劫案、西安发现的古墓群、地方政府推出的税收改革，这些事件在新闻话语中并置一起时并不构成真正的联系，它们可能来自各自的历史时间层。而诗歌对不连续性事物的并置，则需要在一个确切的时间尺度或确定的语境中赋予事物一种内在的关联以及新的意味，诗歌中的时间性不仅仅是一个隐喻的使用，更是形成隐喻的过程。新闻话语下表述的是“事实本身”，语言只是一个透明的媒介，它摈弃一切不能直接交流、直接理解的经验和语言。而诗歌话语则与之相反，“诗歌本身的话语形式比它实际上说了什么更加值得
白癜风有遗传吗白癜风能治好吗
转载请注明：http://www.ciyuzhengchong.com/zzbx/7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