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医院让天下无白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80907/6511103.html在交待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基本成书过程，谈论了编辑工作、大学教育、全球化与在地性这些话题之后，单读新书圆桌论坛来到了第四场——关于“跨界”的对话。在这场“跨界”对话中，媒体人郭玉洁、戏剧编导陈思安和艺术书展策划人赵梦莎与单读主编吴琦齐聚单向LIVE，从他们分别身处的领域出发，给出各自对于知识和艺术如何介入社会、创造“附近”的答案。《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项飙、吴琦著铸刻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00-7（点击封面购买此书）知识和艺术，如何介入社会、创造“附近”对谈：郭玉洁、陈思安、赵梦莎、吴琦吴琦：你们三位身处于不同领域，我很好奇你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把所谓的介入社会，尤其是把较广义的“与社会互动”这个面向考虑进来？它会不会在你工作中占据一个位置？郭玉洁：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大。关于“社会介入”的观点经常是变化的。我学的是中文，现在可能还是会认为文学艺术应该是独立于政治、经济等等，拥有独立位置、创作态度，是自成一体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中国文学一直有个传统，觉得创作是为了留在历史书上，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不是为了让现在的世界认识和接受，而是面向未来和历史的。大家都觉得司马迁怀才不遇，在悲愤中写下《史记》。这是中国文学里特有的一个东西。读这些文学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受其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读中文的人都会有点清高，有点怀才不遇，尽管不一定有才，但是这种悲情一直都有。西方文学里，有一阵我读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他是一个不遗余力坚持文学独立性的大批评家，对抗后来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所有这些思潮。他在《西方正典》里讲过，诗歌是让你学会和自己对话。我当时觉得这句话非常好，的确就是我们在读文学的时候有一种自己变得丰富和充盈的感受。我后来有产生些变化。一个原因是我本身在做媒体，媒体离现实比较近。中文系毕业后不太容易找到工作，比较容易的就是从事媒体行业。另一个原因与性别相关。我想到另外一首诗，杨牧翻译叶芝的一首诗，叫《亚当其惩》，即亚当的惩罚，亚当和夏娃触犯律条后遭到惩罚，夏娃要生育，亚当要劳作。杨牧老师运用了一些中国古文的语法翻译这首诗——那年晚夏我们一起对坐：你的好友那美丽温柔的女子和你与我，谈诗。我说：“一行往往必须好几小时；可是我们来回拆补的工夫徒劳假使它看起来不像当时顷刻即有。那就不如双膝跪倒厨房里洗地板，或像老乞丐且敲石子无论风吹雨打；因为要将上乘的音质整体展现比作那些工更加劳累，然而总被当做游手好闲，被吵闹的银行员，教师，神职人物之类——殉道者称之为世界。”于是这时候那美丽温柔的女子（为她许多人将因为发现她的声音如此柔美文静而怔忡于心）回答：“生为女人应该知道——虽然学校里不教——知道我们必须努力促使自己美丽。”......他的意思是诗人的劳作其实也很辛苦，花很长时间琢磨，修改一行诗，听起来像是天启一样突如其来的灵感，但是过程非常辛苦。如果诗歌是让读者能够跟自己对话，那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面对文学的时候，即便你能够认识到文学和艺术的独立性，也必然会碰到这样的时刻，存在一个矛盾的心态。这是我后来觉得文学和艺术应该要和社会发生关系的一个本质原因，源自我的个人经验，我想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后来我参与了一些性别方面的运动，这个我可以待会再讲。以上这些可能是我对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比较深层和起源性的认识，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和现实的距离。尤其是我也从事过媒体工作，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外部的位置上，你不得不跟着它进入到距离社会很近的现场。▲郭玉洁，知名媒体人，专栏作家。先后任《财经》记者、编辑，《生活》《单向街》（后更名为《单读》）主编，《lens》主笔，路透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彭博商业周刊专栏作家。《界面·正午》联合创始人，《正午故事》主笔。吴琦：我想我们不如按照所谓的跟现场或现实的距离往前推，来决定你们的发言顺序。可能在三位的工作中，传统意义的剧场需要面对观众，必须做些大众层面的现实工作，票房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众。陈思安：以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不是学中文出身的，大概从中学时期我就非常喜欢写作，认为这可能是我会干一辈子的事。我父母都是学中文，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我选专业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建议是不要学中文，否则可能这辈子都不再想写作了，每天要背文学史，看很多你可能不太喜欢的作品，这可能反而败坏你自己。我觉得他们是出于很实际的目的，后来我被说服，学了法学。但实际上从事了几年与法学相关的工作后，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如他们所说，还是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到自己认为更有意义和创造力和工作中去。刚才郭玉洁从写作者的角度讲了很多，在接触现实的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意识到“我”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写作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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