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之邀，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汪维辉教授为中文系师生们献上了一场名为“词汇史与方言的互证”的讲座。汪教授的讲座分“互证的可能性”和“困难和问题”两大部分展开论述。
汪维辉教授认为，词汇史和方言存在互证的可能性，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得到论证。
理论方面，词的历史演变体现为方言分布，词的方言分布是历史演变的结果。研究者从方言和汉语史两个角度，论述互证研究的作用和价值：对方言研究来说，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方言词的溯源和对共时分布的解释，分清一组同义词的历史层次；而对词汇史研究来说，方言的现实分布有助于理清词汇演变的脉络和新旧词更替的线索。考虑到文献资料有限而且情况非常复杂，依靠“文献考证法”只能部分复原语言的历史，难以看清全貌。纵（历时）横（共时）结合研究汉语词汇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前景广阔，可做的工作很多。（参阅：汪维辉、秋谷裕幸《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见《中国语文》年第4期）
讲座现场图片，由陶寰老师提供。下同。
实践方面，汪维辉教授以“斯瓦迪士（Swadesh）百词表”（包括词表）为选词范围，利用《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方言资料，并梳理了大量的汉语史语料，对“说”类词、“站立”义词、“鸟”、“闻/嗅”义词、“脖子”、“肚子”义词、“日、月”、“头-首”、第三人称代词等作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这些个案研究贯彻了汪教授十多年来将词的方言分布和历史演变互证的方法，即：纵横结合研究汉语词汇。
汪教授也强调，尽管词汇史和方言的互证有可能实现，但历史文献和方言材料存在的缺陷，使得这项工作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是历史文献“量”的不足和“质”的复杂。
汪教授说：“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是永远的遗憾。”“量”的不足，表现为语料在不同时期的分布不均衡、多寡不一，也表现为能反映特定词汇特征的语料“不足征”。汪教授认为《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中“每一幅共时分布地图都无法（从历史文献中）得到彻底的解释”。“质”的复杂，则表现在口语和书面语文献的“鱼龙混杂”，不易区分；传世文献鲁鱼亥豕，辨伪甚难。
二是方言共时材料难以穷尽调查，历时材料尤其缺乏。
现代方言的共时差异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细致准确地加以描写的。（参阅：汪维辉《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3年第4期）但限于条件，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现代汉语方言材料还很有限，记录方言历史词汇的文献较之官话文献材料，更是少之又少。汪教授以表睡觉义的“困（睏）”为例，他认为这个词的早期使用情况难以追溯，明代以前尚未找到确凿无疑的表示“睡觉”义的文献证据。能够用于研究方言口语词的文献材料比较少，不足以构建“困（睏）”的完整历史，因此，依据文献来构拟汉语词汇史特别是方言词汇史，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三是移民史情况复杂。
汪教授认为，移民史实际上是一个语言接触的历史，是造成方言复杂性的原因之一。表现在词汇层面就是移民会带来借词，目标语言有可能出现词汇替换现象。汪教授以第三人称代词“伊”为例介绍了移民史情况的复杂性：“伊”在历史上本是一个北方方言词，但目前只分布在沿海闽语及平话桂北片（龙胜伶话、阳朔骥马平话），一种可能是，南方方言中发生过“伊-渠”的词汇替换，另一种可能是，“伊”由移民带入沿海闽语和平话桂北片，但是移民史的线索未明，个中缘由则无从探究，形成了“伊”的共时分布之谜。（参阅：《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现状和历史》，汪维辉、秋谷裕幸，《汉语史学报》第17辑即出）
四是方言资料的质和量的问题。
汪教授以其《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一文的不足为例，认为《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提供的方言词汇信息并不完备，也非全都准确，研究者在使用时需加以验证。他认为：我们迫切需要编纂一套各地方言的词汇集，只要方言中说的词语，不管是否与普通话相同，统统加以收录，以便于比较。有了这样一份全面而可靠的方言词汇资料，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可能有牢固的立足点，一些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的问题也才有可能解决。我们期盼方言学界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基础上再扩大范围，最终拿出质优量大的方言词汇集，以利于方言词汇比较和汉语词汇史研究。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讨论，汪教授认为，我们有可能对词汇史和方言进行互证，这种互证有利于厘清方言词汇层次，有利于方言词汇的探源溯流，同时也有利于尽可能地重建词汇史面貌。
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中文系陈忠敏、陶寰、董建交、盛益民老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汪少华、张小艳、张传官、刘娇老师等数十位上海高校师生参加了讲座。
讲座互动环节，大家就本次讲座的中心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形成如下观点：
（1）在常用词替换过程中，旧形式（如“木”“舟”“首”等）会从句法单位降格为构词语素，保留在现代汉语的复音词中，日语中的汉语借词往往借用旧词而不用新词（如“木”“赤”“足”等），可能是出于求雅的心理；
（2）词汇替换速度南北分布上的差异存在如下特点——北方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词汇替换速度快，南方山水纵横交错，交通受阻，词汇替换速度慢；
（3）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江淮官话，南京作为政治中心，以及江淮地区富庶的经济、发达的漕运、先进的文化，使得原来只在江淮官话（有时也包括北部吴语）的“长江型”词汇进入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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