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兆麟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鲁春溥曾授业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受家学影响，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年毕业留校工作。任教授、博士生导师。01年被评为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在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诊治方面经验丰富。
中医医案的产生渊源已久，其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明清之时才兴盛起来。但仅从现在保存的历代医案来看，其数量相当可观，数以万计，是中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临床资料的积累和保留，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现在研究医案的工作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和广泛，但已经可以看出，通过医案的研究，对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的发展大有帮助，现就中医医案对中医学的贡献略述一二。
共4个方面，小编分4次与大家分享。
其三，中医医案学为中药学与方剂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为发展中药学、方剂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部分工作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总结和研究。
众所周知，中药的效用来源于临床实践，通过临床功效的总结，再上升为理论，以形成中药学。
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一书，对中药学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其不仅总结前人的理论，而且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才完成了该著作。
明清之际大量医案的出现，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中药学提供了依据。有些医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此通过临床医案的总结，为中药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详述了86种常用中药的作用，大都以医案附后以印证，或验证前人的认识，或提出个人的看法，以补充前人之不足。如其论证石膏的效用，则举近30案以说明。
再如其论证山萸肉之作用，举治奉天田某妻一案及万某一案，提出其味虽酸敛，而性乃条达，凡肝气因虚不能调畅而为病者，均可应用。
张氏认为山萸肉其性不但补肝，还能通利气血，对该药功用补充了自己的见解。再如已故云南名医吴佩衡先生，一生善于扶阳，尤对附子一药的应用，有其独到之处，人称之“吴附子”。
其后人吴生元、吴元坤，总结其临床验案，著成《吴佩衡医案》。通过吴氏医案，进一步总结其用附子的经验，为中药的研究与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
可见，中医医案为中药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依据，我们应当从中认真总结，更要充分认识到医案对这方面的贡献。
医案对方剂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亦是巨大的。
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有效方剂的产生是临床经验的总结；但同时亦应看到，方剂产生之后，通过后世的应用，对其又有发展。
这一点，从对《伤寒论》诸经方的多年研究中我们已有体会。同样，现在的常用方剂在临床上的应用亦在不断补充与积累其效验。
在中医医案的学习方法一节中，我们已提及如何加深理解补中益气汤的方法，今仍以此为例，加以具体说明。
东垣先生创立该方时，指出其效用适用于“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阴火上冲，则气高喘而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则不任风寒，乃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
这里，东垣创立该方仅是对于气虚发热而类似外感之证而设，并未言及其他，而后世在应用的过程中，则不断扩展其应用范围。
仅以《名医类案》一书为例，其中该方应用就有例（不包括妇、儿科），广泛应用于卒中、外感伤风伤寒、内伤、咳喘、吐泻、吞酸、呕逆、肿胀、虚损、便浊、遗精、麻木、胸腹作痛、疟疾、身痒、吐血、下血、溺血、脱肛、怔忡、小便淋涩、小便频数、疔疮、痈疽、瘰疬及耳目诸病等病证，或单方应用，或加减变化，或与他方合用。
通过这些医案的研究，我们对该方的治疗作用、加减变化规律、主治病证，可以进行深入的体会，并加以补充。
而《名医类案》仅仅是总结了明代以前应用该方的经验，如果我们再将清代至今应用该方的经验加以总结，对其方义及加减应用则较东垣创立该方时有很大发展，这正是中医医案对方剂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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