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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写下的字,让很多人脸红

年8月12日,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学者任洪渊先生因胃癌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任洪渊生于四川邛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届毕业,-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墨写的黄河》、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汉语红移》、诗集《任洪渊的诗》等。

这篇回忆文章来自记者王少勇,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师生之间涌流的情感,也能触摸到一个立体而真挚的任洪渊先生。诗人已逝,但诗歌的精神仍绵延不绝,鼓舞着后辈青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分享这篇文章,以示对先生的纪念。

最高贵的心灵——怀念任洪渊先生撰文:王少勇

1

就在我刚刚离开北京,返乡筹办母亲三周年祭时,收到恩师任洪渊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跪下,向着北方磕了三个头。

母亲的胃癌查出时已是晚期,先生也是。

5月27日,珠峰高程测量队登顶,我作为报社前方记者队队长,在珠峰大本营紧张地直播。先生打来电话,连续3次,我都没办法接。直播结束后,我给先生回电话,他说:晚上七点来钟我再给你打电话吧,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随后他又强调了一遍:很重要的事情。

七点来钟,珠峰脚下黄昏刚至,珠峰的峰顶被云层遮住。我站在乱石遍布的旷野中接先生电话。他声音很平静,格外的温和,语速也比平时慢。他说:少勇,我的好朋友,我最亲密的朋友。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最近一个多月身体状况不太好,去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胃癌晚期。你不要忧伤,人生就是这样,我心情非常平静。先生一直慢慢地说着,或许听到了我的抽泣,他又安慰说:你不要忧伤,今生能遇到你这样的朋友,我很知足。我除了继续哭泣,不知说什么。先生接着说:我计划出版三卷本的《任洪渊全集》,委托给你和任汀。随后他开始说关于这三卷全集的设想,每一卷的内容和编排顺序。我赶紧返回帐篷,一边在本子上记,一边哭。

那时我和先生已近半年没见面了。上一次是1月14日,疫情爆发前一周,我去师大看他。先生给我读他刚写的一段自传,他慢慢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录下先生一手拿手稿一手扬起在空中,激情讲述的样子。晚上,我们去了位于东四十条的大董吃饭,那是我们常去的饭店。每年冬天,我和先生至少要一起做两件事:吃一顿烤鸭,吃一顿火锅。

先生知道我不富裕,他也不像很多教授那么有钱,对我们来说,大董算是奢侈的了。我们轮流请客,先生总是记得很清楚,轮到他时,如果我抢着结账,他就会不高兴。每次我们点三四个菜,两瓶啤酒。菜不点价格太高的,啤酒他喝一杯,有时一杯也喝不完,剩下的再倒给我。

先生是美食家。如果他说好吃,那一定很好吃。他很难容忍那些劣质的食材和糟糕的味道。先生最喜欢吃淮扬菜,奇怪的是,虽然他是四川人,却不太能吃辣。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先生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记得先生给我讲过童年寄宿姑母家的故事,自传里是这样叙述的:“早上,堂姐天天用一碗蛋炒饭送他们上学。他闻到了油香葱香蛋香,只是他的碗里没有蛋花没有油星。有些早晨,堂姐还叫他去小铺为外甥买卤肉、香肠、花生米,他回来把纸包放在外甥碗边,转过脸去。他埋头吃完自己碗里的饭,一眼也不看外甥的碗。从此,他一生都不看他人的碗。”

作者王少勇与任洪渊先生的合影

疫情刚爆发时,单位门口保安开始查体温,大门都堵住了,我觉得情况不妙,就给先生打电话,让他一定注意。春节过后,先生一个人住到师大写作,自己做饭吃。起初他还到校内菜市场买菜,疫情越来越严重,我建议他不要冒险。于是每隔一周左右,先生让我帮他用外卖软件订一次食品。疫情期间,外卖骑手不允许进小区,只能自己去门口取,因此不能买太多,先生提着上楼吃力。疫情期间,很多商品缺货,每次都不能完全满足先生的需求。大多是这样:鸡蛋10枚、西红柿4个、黄元帅苹果4个、黄瓜1盒、小油菜1盒、云吞1袋、水饺1袋,有时会订1箱牛奶,偶尔订2斤排骨、1包方便面。很难想象先生如何忍受那些速食。他总是说,自己做饭太占用时间和精力。我猜想,那段日子,先生每顿饭可能只是勉强吃几口。

后来疫情稍有缓和,我还给先生订过饭店的外卖。两次红烧肉,但先生说第二次的质量比第一次差太远,一次东坡肘子,但那肘子太辣,他分了几天才吃完。先生在总是有饿的感觉,身上也没过去有力气了。我心里很难过,想去看他,但又怕在路上带去病毒,并且师大的小区也封闭着。

在自我隔离的日子里,我和先生每天下午通两小时电话,谈他的诗。我谈我的感受,他谈他的创作过程和与之相关的思想。我自然没有和先生对谈的能力,大多数时间都是他讲我听。有时先生谈得很高兴,说起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有时又会陷入沉思,我们就在电话信号的两端一起沉默着。每天这两个小时,对先生,对我,都是疫情期间心灵的宽慰。我们原计划谈12首诗,形成12篇文章,每篇大概四五千字。刚谈了4首,3月中旬,我就去西藏了。先生说,他计划利用我在西藏的时间继续写自传,并且把已有的四篇对谈基本定稿,剩下的等我回去再谈。

到了西藏,我依然帮先生在网上订食品。有一次他说,某物流在校内开设了一个取货点,可以存放三天,方便随时去取,让我查查走这个物流的有没有合适的食品,比如香肠之类的。说最近更加感到饥饿和乏力了。我赶紧查了查,给先生订了两包广式香肠。还有一次,先生说肩膀很疼,怀疑是提东西上楼拉伤了,让我帮他查一下膏药。现在想起来,这些或许都是胃癌的症状。我母亲胃癌复发后,也是后背和肩膀疼。先生每次来电话,都很关心我的情况,担心我的安危。可我们不知道,癌细胞正在邪恶地侵蚀他的身体。

先生曾说,没能去西藏,去看看布达拉宫,是个遗憾。他说参加青海湖诗歌节时,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地方,并未感到不适。我在珠峰时,有次他打来电话,心情很好,听我说了许多西藏的事情。他告诉我有个实景演出《文成公主》,听说不错,希望我回到拉萨时去看一下,给他讲讲感受。先生常对我说,我们只此一身,只此一生,要尽可能地穷尽它,多体验多感受多思考。人生在世,不是看你有多大的房子,多豪华的车子,而是对这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

实景演出《文成公主》的效果图

从疫情爆发到先生查出胃癌晚期,只四个月的时间。而胃癌发展到晚期,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癌症病灶不知何时悄悄产生在先生身体里,疫情期间的隔离生活和低质量饮食,无疑加快了癌症的发展。该死的胃癌。

2

我和先生在年初冬的一个诗歌活动中相识,整整10年了。那年他73岁,我27岁。

那是原国土资源作协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乡土诗歌大赛颁奖活动。每当念及和先生相识相知的过程,我内心都对徐峙充满感激。徐峙是那次活动的组织者,也是先生的学生,对先生推崇备至,自然邀请了先生参加。

恕我不敬,在无锡太湖边第一眼看到先生时,我并没有把那个瘦小的老人和任洪渊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可当他开口说话——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那些词语以及词语组合的方式,那些智慧如烟花般炸开时产生的震撼,如天籁般,闻所未闻。我被震惊了,仿佛此前我没有真正听到过、见识过汉语。当天晚上,我给几个好友发短信:从此以后不要再说王少勇写过诗,他连语言都未曾认识。

先生常说,拥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拥有什么样的人生。从那天起,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回京后,我常跟徐峙到先生家里去。那时先生刚刚开始他的自传写作,不过当时他并没有称之为“第三人称自传”,而是“我的邛崃文学地理”,他想用自己的写作,为家乡做点贡献。我们在先生师大的居所,听他从白沫江开始讲起,讲成都透明的氤氲,讲巴蜀文化,讲儒道释。先生的语言如有魔法一般,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夜晚获得的震荡依然在冲击着心灵。

先生不用电脑,他的手稿大多写在A4大小的白纸上,草书。先生写作总是先打好腹稿,他常常在散步时创作,特别是夜里散步时。一旦灵感来了,心中就汹涌成江河。先生写作速度不快,他对每一句话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先生常说:不要做重复的事,不要做没有创新的事,没有创新就没有意义,就是浪费时间。有时先生写一段,在讲给我听时,突然会说:这个感觉还没完全写透,我再琢磨琢磨。先生一直追求透亮的表达,看似清浅如溪水,甚至隐约能看到底部的石头,实则如深渊般意味无穷。对于语言,他从不妥协。

先生记得他写过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可以想见,那些句子,他经过了多少遍斟酌。可是,在信息社会,脑中的、纸上的,总得录入电脑才方便传播。无比荣幸地,10年来,这件事一直由我来做。有些手稿我带回家录入,即使有些字看不清楚,我也能猜到是什么,因为先生都讲给我听过。有时是在先生家中,他讲一句,我往电脑里敲一句。年春节假期,我没回老家过年,刚过完春节,先生到师大的住所写作。我们整日在一起,沉浸在语言中,一直到夕光装满阳台。

先生一边写自传,一边修改他之前的诗作。那本《女娲的语言》,他翻开书,一首一首地给我讲,并直接在书上修改。年,先生开始写组诗《第三个眼神》,每写一两首,就读给我听。先生读诗的时候,俨然回到了20岁,激情洋溢,浑身闪耀着光芒。

先生的很多教诲,对我都如醍醐灌顶。先生说,写诗就是写第一感觉。第一感觉并不是指最直接的感觉,而是第一次有的感觉,前无古人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也需要加工、提炼,但它是自身的、自然的,是真实感觉到的。先生说,汉语有很大的空间,词语和词语之间有自身内在的联系,就像把东西摆在一张桌子上,你可以自由地去摆,它们会自己联系在一起。先生说,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陈规,把词语重新擦亮,并且打破固有的节奏。现在想起先生对我说的这些话,他真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耐心地手把手地教啊。

先生还一直操心我的发展。他认为我不能局限于记者这个职业,可以寻求机会做点文化产业,他还认为只写诗也是不够的,应当写点有分量的纪实文学。他经常督促我说,在忙工作的同时,你要抓紧自己的写作。可惜我愚钝而懒惰,至今一无所成,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年秋,我的孩子出生,先生赐名王旗。他给我一个北京四中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他在四中讲课的元讲课费。

年夏,我随远洋科考船赴太平洋两个月。船上没信号,我和先生中断了联系。当我回来见先生时,他说一听到台风的消息,就为我担心。他说,这段日子常想,还没为少勇做过什么。

年冬,我和先生从师大出来,打车去金融街吃饭。车过新街口,行驶在赵登禹路,我们听着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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